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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喜下“双黄蛋” 凯莱英、科信通信成功过会

2016.07.09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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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证监会发审委公告,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通过IPO审核,这两家企业都是基石资本旗下珠峰基石投资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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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和科信通信是基石资本旗下的珠峰基石投资过会的第5家和第6家IPO企业,由珠峰基石所投企业实现IPO过会的包括索菱股份、幸福蓝海、欧普照明、丝路数字、凯莱英、科信通信。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6月,基石资本旗下珠峰基石向凯莱英投资5000万元,持股310.3万股,占凯莱英股份比例3.45%;2012年7月,珠峰基石向科信通信投资4400万元,持股960万股,发行前持股比例为8%。

2015年下半年,证监会恢复IPO发行审核,珠峰基石投资的多个项目陆续上会,其中,目前已IPO上市1家;通过审核、等待发行的有5家企业,上报等待审核过会的1家:

它们分别是:

2015年5月8日,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过会,已上市。

2015年12月30日,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过会;

2016年3月6日,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过会;

2016年6月24日,深圳丝路数字视觉股份有限公司过会;

2016年7月8日,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过会。

目前排队等待审核:昆山科森股份有限公司。





据了解,珠峰基石累计投资了19个项目,大部分项目都有了明确的退出方式:


2个项目

已上市流通待解禁

5个项目

IPO过会待发

1个项目

IPO排队过会

2个项目

借壳/重组,待审核,嘉林药业、开封制药

1个项目

三年期定增,目前浮盈1倍

2个项目

新三板,其中1个项目部分退出收回本金

6个项目

转让或其他方式退出,全部收回本金+利息



预计珠峰基石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将通过上市方式实现退出,上市公司形成率超过50%。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除个别新三板项目缺乏流动性以外,其他项目均通过转让或其他方式实现退出,全部收回本金与利息。

从中国资本市场回报角度来看,2010年前后,A股市场独立IPO回报率平均4、5倍、换股上市2倍、被大股东收购1倍,那么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如果独立IPO回报率最高可达10倍、换股上市回报大约只有3倍,被大股东收购只有1倍。由此可见,能否独立IPO是目前投资估值的核心因素,在具有最高回报率的独立IPO的能力上,基石资本已具有较强能力。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独立IPO回报率如此之高,也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基石资本是国内本土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股权投资机构,经过15年的积淀后,目前管理规模达到300亿元,投资策略趋于成熟,客户队伍日渐稳定,“为信任奉献回报”成为基石团队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公司正致力于成为股权投资产业链的组织者。





企业简介


凯莱英致力于全球制药工艺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为国际主流制药企业提供医药外包综合服务,其范围主要涵盖了新药临床阶段工艺研发及制备、上市药商业化阶段的工艺优化及规模化生产。


科信通信为一家生产光分路箱、光交箱、数字配线架(DDF)、光纤配线架(ODF)、户外机柜等通信连接设备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信运营商光纤到户(FTTH)工程。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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