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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投行班底的股权投资长跑

2014.05.11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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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认为,在一个细分行业内做出从早期VC到成熟期项目的全线布局,有助于加深对行业的理解、形成业内的人脉,为互相退出做出准备。



4月7日,停牌数月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拟以9.945亿元收购贵州拜持制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同样在四月,斩获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的小成本文艺影片《白日焰火》,在国内院线入账逾一亿元的票房,其中35%归属投资方收益。


两起分别来自医疗与传媒领域的投资,有着同一家PE操盘手: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石资本”)。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基石资本认购了康恩贝5000万股共计6亿元资本;《白日焰火》则是基石资本所投资的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第一部作为主要投资方的影片。


当其他本土PE机构向泛资管市场延伸时,基石资本却抱守在股权投资市场上,通过对新经济中生物医药、文化传媒、消费服务三大板块的集中投资,试图成为创投产业链的整合者。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认为,在一个细分行业内做出从早期VC到成熟期项目的全线布局,有助于加深对行业的理解、形成业内的人脉,为互相退出做出准备。更细致而言,能够促成行业上下游间的业务衔接。如在文化传媒领域,投资出版公司所掌握的作品版权,可能作为下一步电影或游戏制作的蓝本。


成立12年间,基石资本仅投资50多个项目,其中30%已实现退出,回报9.7倍,IRR达到49%。所有投资案例中,基石资本的领投比例接近七成,所投企业营收规模多在1亿到5亿之间,单笔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超过60%。


尽管创业于2002年,但张维认为,基石资本一类的股权投资机构直到2007年之后,才开始真正成规模地发展。按照“5+2”的存续期,多数基金尚未走完一个完整的投资闭环。“少年阶段”的PE机构有必要提前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这正是寻找投资标的之外,张维最重要的精力投放所在。


谨慎与乐观


十二年,创业板姗姗来迟,IPO八次停摆。在大部分本土PE机构尚未企及的生存年限内,前一个大熊市中诞生的基石资本,已经顽强地活过了一轮周期。


2002年,曾任某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的张维,与同事投资银行部副总王启文等人一道组建券商直投公司,2004年从中分离,演变为今天的基石资本。


从市场的普遍眼光望去,张维所带领的投行班底,本是做Pre-IPO的“短跑”苗子,却意外地以“长跑选手”的身份跑到了现在。


“想Pre-IPO而不能”,此间充满无奈,“确定一个企业能上市才能叫作Pre-IPO,但创业板等了九年,IPO暂停了八次,这个典型的政策市上,并不存在充分的Pre-IPO市场。”张维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企业上市成为一个长跑的过程,股权投资机构需以“企业上不了市,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衡量一家企业的投资价值。


实际上,在张维看来,中国真正出现批量的好企业也就是近十年的事,“过去‘拉郎配’上市,1997年所批的额度直到2002年还没用完”。此外,在早期的投行经历中,张维等人均遭遇过“代垫股款”未能归还以及“配股包销”的危机事件,因此对发行的风险始终保持警惕。这些经验与教训都促成了基石资本审慎的投资风格。


也是在这十二年中,张维等人见证了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基石资本成立的最初五年,国内经济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拉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发展,从中产生了一批为机构带来高额回报的企业。但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整个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已经走到了进出口平衡的交界线。


“新型城镇化和中低阶层收入提高两个因素的驱动下,一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转向内销,产业整合和市场集中程度开始进一步加剧。”张维认为,在传统制造业发展全线受阻和服务业向上拉升之间,经济短期内出现一定的震荡下行,这个交叉点上,传统产业内出现兼并倒闭的现象非常正常,一些优秀的企业开始整合资源,分享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大家批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过度,我们有不同的解释,因为每100元固定资产投资中,已经有高达41.1元投向消费和服务相关的领域,几年前,这个数字只是略高于30。每100元的股市融资有40元被‘新经济’领域企业取得,几年前这个数据是22元”,一场针对被投企业的内部培训中,张维说道。


“我们做股权投资的人肯定比经济学家要乐观一些,否则在这个行业里没办法玩;股权投资代表长期看法,你所选择的赛道和赛手都在发生变化”,基石资本因此将医疗医药健康、消费品和服务业、文化传媒娱乐和移动互联网确定为三大投资领域,“转移到新消费领域,不是赶时髦,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变了”。


投标“要术”


就在4月底的这场内部培训上,张维又见到了山河智能董事长何清华教授。


何清华生于1946年,54岁开始创业。在张维眼中,这位科研人员出身的老企业家总是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学习的热情,每天跑步游泳;即便在2007年上市后,也不错过投资机构提供的重要培训机会;主动采用现代的治理结构改造公司,引入员工持股制度,促成企业的精耕细作。


“我们投资山河智能的时候,很多机构在4倍的市盈率之前不敢投,因为看不到上市的希望。”张维说,恰好是同行对工程机械企业缺乏把握时,基石资本看中了山河智能产品结构的特点,并出于对何清华个人和公司治理的看好,从而决定了投资。


基石资本对山河智能的投资最后获得超过55倍的回报。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基石资本选择企业标的的两项重要因子:企业家精神与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是中国经济有增长逻辑,中国企业也有增长逻辑,你投的不是宏观经济,也不是整个PE行业,你投的是少数赛道中的少数赛手。”


“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持续的创业精神牵引,那他没法坚持到最后成事;但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组织体系,他的创业想做大规模也不可能。”张维认为,在企业发展早期,可以凭一个产品或一条渠道一招制胜。但到一定阶段后,应当如何应对复杂的渠道销售、产品研发、资本财务结构与管理形态?通过组织体系的设立,最大限度地激发公司的成长力,成为基石资本调研企业时考察的第一要素。


对于华商报的投资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6年,市场以美国报纸倒闭唱衰国内纸媒,基石资本对这家都市报的投资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张维认为,华商报有其他都市类媒体不可比拟的特点。


“报纸更多是事业单位,由经营公司切一部分股权给民营企业,团队根本没有股权;即便有,想上市也是不可能的。而华商报是第一家管理层有股权的媒体,以民营企业的方式,在全国实现了连锁经营。”张维指出,完成公司治理之后,华商报提高了内部运营的效率,在不需要编辑记者拉广告的情况,也能拥有相当的广告收入,并且使利润高于同行媒体。


相似的逻辑见诸三六五网的投资。在市场已有搜房、新浪乐居等一批大型房地产网络企业的情况下,基石资本认为,三六五网采用全员持股的模式,“有非常大的狼性和攻击性”,能够在长江中下游市场中掀起一轮新的整合,切下细分市场的蛋糕。


通过投资,基石资本成为三六五网的副董事长单位,利用其投行背景的优势,帮助公司以换股、收购等方式整合其他网站。几年之间,三六五网的利润从投资时的几百万,增长到2013年的1.2个亿,基石资本从中收获了30倍的投资回报。


而这些被投企业反过来也充当了重要的LP资源。基石资本的LP列表上,华商传媒、欧普照明、山东六和、开元仪器、磨铁图书等数十家被投企业赫然在列。据统计,基石资本管理基金的28.7%的出资额来自它们的返投。


机构治理之重


“投资机构经常号称是别的企业的导师,其实我们自己经常灯下黑”,在张维看来,“打铁需得自身硬”, 投资机构本身也是企业之一,并且由于成长周期更短,因此“更应该学学别人的管理方式和公司治理”。


治理的第一步在于风险机制的设计。张维认为,华尔街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别人的钱”四个字进行概括:“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以掩饰对他人资本的激进投资。”对于大多数资产管理机构而言,这一症结无可回避,而其中尤以PE机构为甚。


国际PE通行惯例中,GP团队出资额只需占基金的1%。张维认为,立足中国的环境,该比例更不足以对投资人产生约束。“唯一与LP信息对称的做法,就是跟LP一样买基金”,为了从制度上规避GP投资人的道德风险,基石资本规定,管理团队在基金中必须出资10%以上,与LP利益和风险共担。


据了解,基石资本40亿的本金中,19%来自管理团队的自有资金,仅有8%通过诺亚财富和招商银行的渠道募集,其余26%和47%通过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直销募得。


确保团队出资比例的同时,基石资本设定了“非选择性跟投”的准则,严格禁止员工针对单一项目跟投,从而让团队成员与基金整体绑定,并使每个GP在投审会的决策中保持独立的话语权。“一个项目得到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可获通过,但作为创始合伙人,我没有一票否决或肯定的权力。”张维说。


此外,张维在机构创立之初,即设计了一套针对合伙人团队的股权激励制度:最初的五位合伙人中,创始人张维本人持有50%的股权,其余四人分享50%;接下来,每两三年进行一次动态微调;当团队扩展时,张维不断从自有份额中稀释给予新进入的合伙人,直到一倍于排名第二的合伙人股东时再等比例稀释。


再往下一层,基石资本采取“利益三分”的分配结构。具体说来,三分之一取决于项目的成长与退出,三分之一考虑项目的漫长周期,根据综合考核确定,只剩下三分之一归属合伙人按股权分配。张维解释,“这意味着把大部分的利益释放到了前端,因为这个行业需要照顾到人的积极性”。


凭上述治理制度,基石资本在十二年中创造了核心团队成员无一流失的纪录。而整套治理制度的成功关键在于一以贯之的落地坚持。张维说,“文化基于假设,假设建立在理性预期上。要给自己的同事建立长期的理性预期,如果这个理性预期被轻易打破,大家对你的股权规则和公司发展也就没有了信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 段晓燕 林坤)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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