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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张维:下注中国逻辑

2014.03.31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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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布斯》  米飚


     这是基石资本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子,说是年会,其实更像是100多个家庭的联欢:爸爸们在酒店的宴会厅里听课充电,而妈妈们则带着孩子们在窗外享受深圳大梅沙海滩明媚的阳光。


    来自全国的100位投资人正在分享基石资本带来的丰厚回报,这家管理了11支基金、80多亿元资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平均投资回报近10倍,平均内部回报率(IRR)为 49%,它也是磨铁图书、欧普照明、山河智能、华商报业等诸多行业先锋的背后推手。


     很显然,基石资本和它的董事长张维是风投行业里的“慢性子”:他们在最近几年每年投出不超过十个项目。但是“慢性子”却有着惊人的成功率——投资的50家公司里,15家成功退出。高达30%的退出比例显然比十家成一家的行业平均水平高出太多。山河智能、华中数控、山东六和、回天胶业等公司数十甚至上百倍的回报也让张维多年位列“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


     翻开“2013年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单,入围的50人中投资领域不包括TMT或者互联网的寥寥无几,而张维正是其中之一,当红杉、IDG执着于“美国模式”的中国翻版时,张维更愿意寻找中外市场差异的缝隙,投资中国经济的独特逻辑。


     山东六和是张维早年间的一个杰作,2003年,这家现在年销售额700亿的农业公司在当时年销售额只有14亿元。但在当初,张维以6,700万人民币、4倍市盈率投资山东六和的时候,资本对于农业行业却充满了争议。全世界农业企业不赚钱,无论总资产还是净资产回报率都偏低,同时国际通产的农业公司模式是全产业链,从饲料、种苗、繁育、养殖食品加工到最终端上餐桌一以贯之,而在中国,由于克服行业波动性和工业集约化的效率问题难以解决,农业企业则注定了只能做其中的一环。但这又会带来品质难以把控的问题。


     而在家禽饲养领域,山东六和却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和方式。它在十多年前就将自己定位成“养殖户的服务者”。为养殖户提供全产业链的服务,教给养殖户如何进行现场管理、什么时候吃什么饲料、如何防疫,并且统一供应饲料、兽药,甚至农舍贷款提供担保。实现从兽药、饲料、防疫、现场管理、建农舍、收购鸡的一揽子布局。并且一贯的坚持微利经营,只要有利润就降价,并以此击败对手,确立领袖地位。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这家由三位莱芜农学院老师发起的公司,核心骨干来自于他们的学生,是在用一批大专本科学历的人做农业销售和服务,背后是由高知识结构推行的农业变革。在2003年,山东六和所有中层干部读完了MBA或者EMBA。“这在十几年前,多了不起!”即便时至今日张维依然会发出一声赞叹。


     同样的例子还有华商报业。7年前,当基石资本开始投资这家都市报连锁企业的时候,正是海外平媒在互联网冲击之下不断破产的时候,而国内平媒亦是风声鹤唳。但在张维看来,中国和国外的媒体环境并不相同。“在当时整个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增长还是很乐观的,而都市报广告来源主要是汽车、房地产、消费品和教育几个行业,而决定都市报广告销售和利润的就是当地GDP总量。”张维同时认为在国内还没有哪家公司能够像华商报业那样把一张报纸管理的如此高效率:所有的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任务,所有总编、副总编没有广告打折权利,任何人拿了红包、纪念品如果没有上交就会被开除。在入股华商报业后,张维帮助剥离了国际贸易、房地产和苹果种植等业务,重整媒体资源成立华闻传媒,而现在华闻传媒已经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成功的连锁都市报企业,在长春、沈阳、重庆、西安四个城市都做到了都市报第一名。现在华商报业甚至成了基石资本最大的单一投资人,累计投资金额接近7亿人民币。


     在基石资本14年的历史里,先后经历了8次IPO暂停,政策市频现和中国股市发展历程中企业素质严重偏差的事实,导致张维的投资决定异常谨慎。“我们从来不赌IPO上市,而是考虑公司没有上市的时候还有多大价值。”这也让基石资本异常稳健,在华商报业的投资中,即便不算上市收益,仅仅是几年间的股权分红就已经达到2亿人民币,足以覆盖掉基石资本6,700万的投资成本。


     无论是投资山东六和、华商报业还是山河智能等公司。张维看来这些项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的初步城市化以及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山河智能的工程机械是直接收益,而山东六和的养殖业大规模发展则跟广大农民工进城,午餐都需要有块肉有关。


     在过去的15年中,脱离宏观经济的朴素基石而过早投资高精尖产业并不现实。在张维看来,十年前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本质上是伪高科技,医药企业是很明显的例子,中药就是得到配方万事大吉;而西药企业中的大部分没有研发能力,甚至不具备仿制国外专利高价药的能力,只能仿制普通大路货。事实上,中国无论药企,还是伊利、蒙牛的成功秘诀都来自于他们渠道建设的成功。


     在张维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增长的逻辑发生在更多来自于后城市化阶段的消费品和服务。一方面,过去的城市化不是真实的城市化,中国50%的城市人口中有17%的人依然拿着农村户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跑,而如果能够为他们解决廉价房子、养老、教育、医疗问题,他们就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再是十几家农民工看一台电视用一个洗衣机。这依然是消费的潜力。另一方面,是满足已经城市化人口增高的生活品味需求,主要集中于普通消费品、服务业、医疗健康、媒体娱乐和移动互联网等领域。


     同时中国的企业在多年积累后,也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过程。好企业数量非常多,并且开始把自己炼成优秀的企业。例如医药行业已经逐步摘掉伪高科技的帽子,大有改观,具备了原创药的能力,这同时意味着他们的商业逻辑已经从“渠道为王”成功转向研发、复杂销售体系、复杂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全面提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维的投资可能会变得更加稳健。他只坚持投那些自己看得懂的行业,看不懂的绝对不投。“我们只能聚焦到少数行业中,这样才能深挖。”他判断公司只有两个基点:第一,公司在整个产业链中是否有具有竞争优势,如果已经失去优势;第二,公司团队如何,是否初步解决了公司治理问题?


     365地产家居网是张维投资的唯一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这家公司却是在看起来已经被搜房网、搜狐焦点所瓜分完毕的房地产互联网行业。按照互联网赢者通吃的规律,垂直行业前两名通常会攫取行业几乎全部的利润。


     张维显然没有这种惯性思维,“中国地域很大,发达省份经济顶得上一个欧洲主要国家。搜房和焦点更多基于国外商业模式,实际上会出现运营效率由于层层代理而降低。”在他看来,中国市场广阔的巨大,导致很多区域性市场依然为精耕细作者留出了很大的空间,而执着于江苏市场的365地产家居网正是其中的代表者。从2005年开始考察最终直到2007年,张维才决定下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他看到这个团队的成长,并形成初步成熟的组织结构、业务策略并实现团队持股。2012年这家顽强生存与夹缝中的公司成功上市,2013年基石资本以超过20倍的投资回报退出。


     即便是在充满了拷贝美国模式的互联网行业,张维依然坚持中国的独特逻辑。不盲从、不盲动,不做自己看不懂的,基石因为对欲望的控制而在风险投资的长跑中胜出。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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