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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张维:GP与LP需建立利益一致长效机制

2014.01.03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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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基石资本董事长。 在深圳资本圈驰骋多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有着独特见解。曾经先后在证券、创投等机构任职,擅于一二级市场投资。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创投圈洗礼后,张维认为,GP与LP的关系正日趋紧密,未来的投资将向专业化延伸。


    在创投圈,基石资本一直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和其它来自深圳的创投一样,在这个充满“狼性”的投资圈驰骋多年,基石资本对于创投有了自己的理解。在董事长张维看来,本土创投“优胜劣汰”的时代已经到来,“大锅饭”时代已经结束。



“大锅饭”时代一去不复返


  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的创投或许体会不到本土创投最艰难的五年。在2000-2005年的时间里,因创业板风声而奔赴深圳的创投机构大多死在沙滩上,而能挺过来的机构大多成为这个市场的强者。

  不过,伴随着2009年创业板的开启,一批“浑水摸鱼”的资金也开始充斥在这个圈子里。“打着创投口号做‘突击入股’的机构在那段时间很多,它们的存在搅乱了这个市场”张维把这形容为一种“大锅饭”时代:好的年份,大家都有饭吃,但实际创造的价值并不多。


  不仅仅是机构,许多上市企业的利润也是得益于强大的政府支持抑或是市场福利,而非本身的核心竞争力。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投资活跃的创投机构有5500多家,但只有10%在干着创投的活,捕捉成长性企业的机会,以企业的成长来获取价值。


  这种背景下,许多创投的投资策略不是去挖掘企业背后价值,而是跟风投资。只要是热门的行业就一定要投资几家,或者是某一企业上市,参照这个企业的类型找其它企业进行投资。张维坦言,通过这些机构的投资可以发现,并没有长期的投资策略和打法。


  伴随着沉淀后IPO重启在即,包括注册制在内新的审核办法都将陆续出台,这也给整个本土创投圈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只要市场更加合理,我们乐意接受挑战。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上市,只有那些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才有上市资格,而这些企业也是我们所关注的”


  影视投资只投人不赌博


  泛文化投资中,影视一直是投资人们又爱又恨的领域。毋庸置疑,影视产业处于上升趋势,与资本的结合需求旺盛;但同时,国内影视行业良莠不齐,投资风险过大。基石的做法是与优秀的影视团队合作成立影视基金,采用分成的办法来进行投资。


  今年9月,基石资本与北京其欣然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发起规模逾1亿的其欣石电影基金,宣布与知名编导李樯等人合作,并锁定本土电影制作。张维认为,中国城市里看电影的人大概10%左右,美国大概有60%。消费电影的群体主要是20-30岁的年轻人,但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消费,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影视消费的比重会逐渐增加和扩大,中国的电影屏幕和影视产业也会被带动发展。


  张维介绍,基石投资影视有着自己的策略:因为对电影行业的认知还不够,解决方法是跟着成熟的团队,拿到已经成熟的剧本,以及选定的导演,和主创人员合作方式。电影基金是在这种方式下成立的,算是一个联合GP概念。“钱是LP的,我们作为GP和像袁梅、李樯等核心主创人员合作。组局的时候就考虑院线和发行方的能力。


  张维认为,电影作为文化娱乐产业,核心还是对剧本和导演的把握。国内有优秀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对剧本把控能力很强,这是核心,能不能有吸引人的本子,有能力的导演。而在募集资金前,基石也会有专业团队看剧本与主创人员沟通。“我们不是拿钱自己去拍电影,而是与成熟团队合作来回避风险”张维介绍。


  医疗投资一要看药二要看渠道


  文化投资外,医疗投资是基石另一块重心。“中国看药企跟国外不一样,中国的核心不在原研,研发周期很漫长,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要设专门基金专门覆盖,PE基金投到研发不合适,大部分药企OTC有点像消费品,这些企业的成功不来源于技术,而来源于渠道上的精耕细作。”


  在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下更多是由医院和医生来主导这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爆发出许多问题,但渠道为王在短期内依然很难改变现状。不过,这并不意味中国药企不用重视技术。相反,张维认为,中国药企可以跟踪研发国外到期的新药,只要没有副作用都可以在国内市场推广。


  对于医药投资,张维坦言,判断的标准在于这家药企有没有潜力型的药号可以在未来市场推广以及其所拥有的渠道资源。“当一个药的品牌具有影响力时,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品牌,消费者也会形成消费习惯。因此医药投资关键还在于药的品牌推广以及市场覆盖率”


  并购不会替代IPO


  在IPO暂停的时代,并购成为了退出的重要通道,伴随着IPO重启,并购的角色定位成为了业内争论话题。在张维看来,IPO是创投都力争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来大部分的项目退出将会以并购为主。并购不会替代IPO,但是会分流许多投资项目。


  今年并购市场的爆发并非偶然,本土创投活跃也只是最近4-5年的事,在创业板盛宴过后,大部分机构都开始面临投资到期的问题。“基金马上到期,IPO开闸也很难消化这些项目,并购退出成为唯一办法”张维认为,应该把并购退出当做一个常态化的方式,机构应当明确自己的战略:有些企业适合做产业整合,有些企业适合做兼并重组,有些企业适合做战略延伸。创投的任务是孵化器,应当帮助企业提供适合的价值。


  毋庸置疑,IPO是退出的最高回报,但随着IPO重启和审核体制的调整,依靠高额套利已经不现实。张维坦言,注册制会使二级市场套利减少,未来行业的思维应该是降低超额回报,回归投资的本然。“中国上市实际上是个长跑,政策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做长期准备,排队的企业要时刻做好不能上市的准备,创投机构则要帮企业想好其它的退路。”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并购,什么企业又适合IPO呢。张维的理解是:能够有清晰成长性,行业整体具有成长空间,并且企业在细分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更适合上市;而一些具有一定特点和竞争力,但不能在行业形成领先地位的企业并购或许是更好出路。


  中型机构应有自己特点


  在强手林立的深圳,基石能够活下来自然有其道理。张维认为,中等规模的创投公司,并不是钱越多越好,要跟管理能力相当,否则钱多但项目回报率下降得不偿失。投资机构往往喜欢分析其他企业的问题,但是自己的问题往往忽略。当VC/PE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要做的不是快跑而是沉淀。治理、研发、团队、风险控制是一家机构存活下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GP团队的管理上,基石要求所有合伙人不能选择性跟投项目,必须买公司基金,建立与客户高度一致的利益风险机制,目前基石GP出资额占基金总额的18%左右。“合伙人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长期预期,同时与LP的利益也必须形成捆绑,这是我们所信奉的投资之道”张维坦言。(来源:投资界  姚博海)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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