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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荣登福布斯2013年中国最佳创投人榜单

2013.12.19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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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福布斯中文版连续第八年推出“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单。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荣登福布斯2013年中国最佳创投人榜单。


该榜单调研仍然沿用福布斯中文版对创业投资人考察的一贯原则:研究投资人过去5 年(2008年7月1日至今)的退出项目,根据其退出项目的业绩,及其在该投资项目中的参与程度和贡献,评选出50位年度最佳创业投资人。



经历一番寒冬后,募资、投资重新开始活跃 。


2013年并购活跃,成为VC/PE重要退出通道,IPO重启及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利好创投进一步发展。


福布斯中文版去年制作榜单时,VC/PE行业一片萧条:募资金额急速下降、退出渠道收窄、IPO退出账面回报率持续下滑,让蓬勃发展几年的VC/PE行业感受了一把寒意。今年,熬过寒冬的VC/PE行业转向复苏。


在基金募资方面,投中集团的数据显示,2013 年第三季度中国VC及PE投资市场共披露55 支基金成立并开始募集,总计目标规模106.2 亿美元,与Q2(28 支基金、73.8 亿美元)相比较,基金募集数量和规模均出现增长。福布斯中文版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很多机构也正在为发行新基金而奔走。


投资活动热度增加。以中国VC市场为例,2013 年第三季度国内市场共披露VC投资案例154个,相比上季度增长73.0%;投资金额12.09 亿美元,环比上季度上升145.9%。互联网行业依然是最活跃的行业,91无线、去哪儿、58同城等项目成功退出,也在为火热互联网行业添柴。


退出方面,虽然到年底A股IPO依旧冰封,但港股/美股IPO初露峥嵘,并且随着兰亭集势、58同城、去哪儿、500万彩票网、汽车之家等陆续赴美上市,中国互联网或迎来一波上市潮。但最亮眼的依然是并购退出。2013 年Q3共实现61 笔并购退出,在当前IPO 退出不畅的形势下,并购退出已成为VC/PE 的重要退出方式。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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