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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注册制,创投大佬还有一丝遗憾

2020.10.16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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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执行总裁王启文:
注册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
配套、生态尚未健全


在第二十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上,基石资本执行总裁、合伙人王启文就注册制发表观点:


我觉得注册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不光是对整个资本市场,对创投机构、对创新企业都有深远的影响。

 

注册制是我们盼望多年的,我们当年做投行的时候还是审批制,后面发展到核准制,再到现在的注册制,注册制目前还在试点阶段。在上一个阶段,核准制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两种制度,一个是通道制,一个是保荐制,它们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

 

我们最早的审批制可能有些年轻人还不太清楚,那个时候要讲额度,是分配指标的一个时代。整个发行制度的变革是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点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第二个是要持之以恒、不断地深化改革

 

创业板的注册制开板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了一个贺电,表示资本市场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具有枢纽作用,强调了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资本在整个生产要素里面是重要的一环。

 

按清科的数据统计,整个股权投资行业中大概有2万家VC和PE投资机构,活跃的有4000多家,目前管理的总规模接近12万亿。它们形成的庞大力量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今天,在后疫情时代,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发展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科创板上市的企业里面,大概有70%都得到了VC和PE的支持。

 

某研究机构做过的一个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国内A股市场共有293家企业IPO,是去年同期的1.3倍,总募资资金量为3550亿,是去年同期的1.5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对整个创新创业带来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注册制实施,包括科创板开板,以及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之后,加速了整个资本市场的繁荣,推动了IPO的快速增长。

 

注册制之后,我们创投机构可能会更加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会更加关注价值投资,因为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在于把企业的定价权还给市场,这也对创投机构的价值发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注册制的推出顺应了技术创新这一个时代的要求,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在技术创新硬科技方向的投入,加大对整个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现在A股市场的注册制试点已经来了,包括IPO、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等,但严格来说,注册制还没有彻底实施,没有全面铺开。注册制的推行是需要一个系统、生态的配套,现在很多方面的配套,并不健全。

 

另外,我觉得现在注册制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上从整个资本市场的监管审核来讲,还没有脱开过往实质性的审核,从高层来讲要推动真正的市场化和法制化,从这个角度去真正实施注册制。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期待注册制对创投机构有进一步的支持,在为项目退出打开通道后,为我们创投机构自身的上市融资也打开通道。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创投机构上市融资,进入资本市场的话题,已经到了需要讨论和关注的阶段了。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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