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4日，由清科创业、投资界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暨2022扬州股权投资峰会在扬州召开。现场汇集知名优秀FOFs、政府引导基金、险资、富有家族、VC/PE机构等200+优质LP和万亿级可投资本，分享中国LP市场最新动态，共探新经济下的股权投资之路。

峰会现场，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发表了一场主题演讲，题目为：硬科技产业发展之路——从“铁三角”到“三螺旋”。

以下为演讲实录，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整理：

感谢清科邀请我在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上做这样一次分享，刚好昨天十多个机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LP，这里我汇报一下站在政府的角度，如何去思考、打造一个硬科技产业集聚地。

首先我们复盘一些全球科技聚集地区，看看它们究竟是如何崛起的。硅谷我称之为“铁三角”，它有一些重要的特点，第一点难以模仿，是大型科技企业形成了密集的产业生态；第二是资金资本密集；第三是人才和技术密集。大型科技企业形成密集的产业生态，带来了产业的集聚和协同，以及最重要的是人才和技术的外溢。而人才和技术的外溢，遇到了密集的资本就容易去创业，反过来讲，创业如果得到整个区域非常完善的产业链的协同配套，包括人才支持，你就更容易成功。

所以这个“铁三角”可以总结为：科技企业的密集产业生态、资本以及人才，三者互相推动、互相支持、互相涵养、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一个三角。

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了大型科技企业的密集产业生态，这里也有密集的投资机构，并且深圳也办了很多的学院和引进了一些研究机构。回顾深圳过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来好大学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今天如果没有顶尖的大学、顶尖的研究机构，也是不行的。美国在研发和大学方面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波士顿，全球各大医药机构在那里都有研发总部，还有哈佛和MIT，但是波士顿并没有发育成硅谷这样奇迹，因为硅谷有它的特点，硅谷更叛逆，更宽容。

传统的工业社会是等级结构下的秩序，它没有这么大的包容精神。最初在60年代，斯坦福大学还没有今天的地位，实际上是硅谷涵养了斯坦福，而斯坦福发展到今天也涵养了硅谷。硅谷的肇始者是美国一些杰出的科技型大企业，它们把研发部门放到了硅谷，形成了一个技术与人才外溢。

这些东西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都是50年代的人，他们成长在自由叛逆的嬉皮士的年代，正是这种桀骜不驯和开放式的氛围，才导致了美国的一些更新的创新。深圳有一个特点，上海和北京有一些移民，但是深圳是一座彻底的移民城市，宽容精神是不一样的。

今天研究到深圳的问题。深圳进入新的时代之后，少见在全国有特别高的竞争地位的大企业，腾讯和华为的时代，已经成为深圳上一次的辉煌。今年深圳出台了“20+8”，有人开玩笑说最后面就是两个字——“芯片”。芯片基本上是今天整个社会运行的血液，在任何环节、任何领域，都离不开它。恰恰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差距是大的。据IC Insights数据，2021年，中国大陆的IC市场规模为1865亿美元，其中有312亿美元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占比16.7%，而总部位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只生产了123亿美元，大约仅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6％，全球市场份额的2.4%。这2.4%其实更多是一些低端芯片，从资本市场的分化可以看出来，低端芯片其实是不值钱的。

芯片非常独特，可以看到美国这几年都有芯片保护的一些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了总额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补贴。反过来看，尽管中国芯片领域已经是全民总动员，但投入依然是严重不足，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讲，这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当年硅谷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962年，美国官方采购的芯片几乎占了市场消费量的百分之百，到1978年的时候，只占到了10%。政府对很多芯片企业予以了支持，包括采购和研发补贴，但是政府的补贴不一定能找到最好的标的。像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些研究和生产突破，不是政府支持下做的，而是自己探索的。这些来自民间的企业的力量，在资本力量的孵化下发展起来了。像英特尔这些企业得到了民间的投资，英特尔曾长期占据全球芯片企业营业收入第一名的位置，现在也是第二名。

再看看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它的GDP在国内省份中大概只排第八，但是在半导体领域产值全球第二，企业龙头辈出。目前它的产值大概占全球四分之一，其中晶圆代工和IC封测产业产值均为全球第一，IC设计全球第二。2021年中国台湾半导体产值占中国台湾地区全年GDP总值的18.84%。中国台湾拥有一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群体，台积电是唯一一家位居全球市值前十名的中国企业。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台湾最初也是和很多小地方一样，都是做“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都是一些低端的消费电子加工。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有危机感，觉得要搞一点高科技。1973年，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工业研究院。1974年，在业内专家的建议下，决定要发展集成电路，并且出台了关于半导体的规划。这个时期三星也开始做半导体，今天三星的半导体营收雄踞全球第一名。之后中国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立了一个体系，其中的关键性事件是1987年台积电成立，以晶圆代工模式的确定为基础，整个半导体的垂直分工开始形成，如此一来在设计、材料、设备、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全产业链的环节，互相协同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

透过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我认为体现了“三螺旋”理论，借用的是Etzkowitz 和Leydesdorff两位学者的一个说法，他们提出了“政府、产业、大学”创新三螺旋模型理论，强调这三者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对于推动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不是靠大学成果的转化，也不是靠科技的成果转化，深圳大部分的技术是企业自己研发出来的，所以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不能缺少华为的任正非、中兴通讯的侯为贵这样卓越的企业家。

如今中国的城市中，合肥提供了一个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样本。2008年京东方计划在合肥建产线，当年合肥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亿元，却承诺出资60亿元，如果京东方增发不成功，保底90亿元。过去合肥GDP排名不高，但是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了，用100多亿的资金，最后撬动了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约4000亿的总投资。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投资机构投了合肥长鑫存储，基石资本也是唯一一家领投方，重仓投资了12亿元。在长鑫所在的DRAM领域，美光、三星、海力士占据了95%左右的市场，这是一个高度的寡头垄断的市场，当时来看你会觉得做这个企业有什么意义？今天回过头看，他们确实高瞻远瞩。

今天所有的科技投资一个最重要的逻辑，就是科技脱钩。如果没有这个，可能很多科技板块的投资并不成立。长鑫在2016年的窗口上引进了核心的专利技术，吸纳了海外成建制的员工，买到了关键性的设备，今天这三个要素不再有，你有钱，没有设备、没有人才，也干不起来，即便干了，差距还有，差距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干？因为必须谋求自主可控。

今天我们打造科技高地，要学习硅谷和深圳、合肥的成功经验，构建有为政府、卓越企业家、创新资本的“三螺旋”，进一步推动形成大型科技企业密集、人才技术密集和资金资本密集的“铁三角”模式，并实现自我推动、有机循环。

卓越企业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建议深圳市政府要在以色列、硅谷、波士顿设立招商引智中心，要与杰出的华人企业家打交道，要设立几千亿规模的引导基金，因为没有大钱是做不出来的。如果没有大钱，不能引进全球最顶尖的科技企业，就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和技术人才外溢。

最后我总结一下。1985年德鲁克写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他认为美国不会出现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因为美国拥有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有无数创新创业的小企业解决创新的效率问题。当时微软和苹果还很小，特斯拉、谷歌、Meta还不知道在哪里，但德鲁克的预言是对的。

这些企业都是分散式创新出来的，创造它们，需要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我觉得应该是德鲁克心目中的一个“企业家社会”——这里的企业家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具有开拓精神的政府和事业单位。

这也是我所提出来的“举国体制3.0版本”，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如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举国体制3.0版本下，经济上应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立良好的产学研机制，保护企业家精神，从而更好的支持民营企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