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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张维: 建议允许优秀创投机构在创业板上市

2020.05.03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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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张维:
建议允许优秀创投机构在创业板上市

创业板改革是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


本次改革将创业板的定位进一步明确为“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相比主要支持硬科技的科创板,创业板更强调了要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在行业广度和范围上提高了板块的包容性。


同时,创业板改革采取制定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哪些企业不能赴创业板上市,实质上是将注册制从“硬科技”领域扩展到负面清单以外的所有领域,可以认为是从小范围注册制到全面注册制的重要一步。


对于创投机构来说,首先,更多企业有望在创业板退出,将扩大我们的投资范围。其次,退出渠道更加畅通,创投机构得以更好地实现“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大大加强创新资本的流动性,进而能够为更多的企业提供支持,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的建设,我们建议允许一批优秀的创投机构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改革无疑是全面、深入的,但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还有很多具体性的制度有待探索与解决。例如,我们看到,近年来私募股权机构丰富直接融资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如果允许私募股权机构上市,将进一步提高其支持创新创业的能力。


风险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基因是内在契合的,其对于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目前全球大多数主要资本市场都已允许私募机构上市,全球挂牌上市的私募股权基金已经有数百家,包括黑石、贝莱德、KKR等著名的私募机构,可见私募机构上市有例可循。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使得私募机构上市具备了可行性。


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新资本市场制度的支持。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应该用好用足先行示范区立法权,大胆地先行先试,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冲在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本文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原名《PE/VC热议创业板注册制:上市门槛未降、一二级价差缩小,将更考验投后能力》,记者赵娜,编辑林坤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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