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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张维:在中国不挣钱,你在哪里能挣到钱!

2019.08.28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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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回旋余地,蕴藏着非常可观的投资机会。在中国不挣钱,你在哪里能挣到钱!”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近期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投资不用看宏观,也要弱看行业,投资要“回到微观中的微观”,重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成长性,但要对风口的热点企业抱有警惕。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是本土创投的代表性人物,从业近20年来累计投资超过120个项目,曾在山河智能、三六五网等投资项目上斩获过上百倍的收益。基石资本目前管理规模超过500亿元,在投项目包括商汤科技、柔宇科技以及埃夫特等一批“独角兽”企业。


以下是张维的最新观点总结:


一、你在中国不赚钱,在哪里能赚到钱!


中国市场足够大,一包洽洽瓜子可以卖到数十亿元;一包黄飞红花生也可以卖到十个亿;一只无穷食品的盐焗鸡单品,也可以卖到几十亿元;鸭脖可以卖出四五家上市公司来;卖小龙虾也能卖出一家上市公司来。


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回旋余地,可以想象,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来了,依然存在非常可观的投资机会。


整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梯队分布,一部分地区仍是农业社会,一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一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新的产业生态和消费形态不断涌现。一方面有的产业可能好景不再,另一方面又有无数“海龟”回来创业,无数新的机会涌现,就如商汤和柔宇这样的企业也竞相出现。


二、中国大的投资机构关注的行业几乎一样,无非是医疗健康、消费服务和TMT。


这并不是因为有深刻的洞察力,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和逻辑已经转移到这里面来了。


十几年前,中国很多药企连仿制国外专利到期药的能力都没有,但今天不一样,优秀企业长期的研发投入,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比如国内最大的医疗设备企业迈瑞医疗,国内市值最高的医药企业恒瑞医药,因为长期做研发,均获得了市场高度认可。企业的增长空间来自于研发,大部分不做研发的企业,是不值得去追捧的。


三、硬科技企业需要更长时间的投入和培育。


华为1987年成立,那个时候腾讯和阿里并不存在。硬科技领域的发展,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投入和积累,它比借助商业模式和互联网优势取得成功要难得多。


如果直接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不支持硬科技企业,它们就很难孵化。大家对科创板的期待,是让硬科技企业获得有效估值的机会。没有有效的估值,就没有流动性,就没有有效融资。既然科技企业失败率比较高,它就需要得到风险补偿,这就是科创板的价值。


四、 热点最容易成为陷阱。


农业板块近期暴涨,但大概率会跌回来。种植养殖业是非常难的一个行业。伊利和蒙牛基本不养牛,双汇和雨润基本不养猪,侧面说明养殖业的难度。


基石资本在投资过饲料企业山东六和后,曾设立农业组,但看了上百个项目后,发现没有可投资的标的。


猪周期3年到5年不等,猪肉价格上涨的时间只占三分之一,下跌时间占三分之二。农业行业还有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容易被质疑造假。因此,投资要回到估值,农业股不能追高。


造车新势力也是近年的热点,但中国上百家造车新势力企业属于无差别竞争,它们并非从0到1的创新者,而是从1到2的追随者。


资本市场对于创新者是高看一眼的,但对于追随者,需要看到其大规模的营业收入,看到盈利的财务报表。更重要的是,造车新势力既没有智慧驾驶等技术优势,也缺乏造车的工艺积累和产能积累。没有任何一家造车新势力企业值得投资。


仅靠砸重金来复制海底捞和星巴克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所有运营效率和运营文化的积累都需要时间。


瑞幸咖啡靠钱能烧成功吗?要靠钱烧造出一个商业模式,是不容易成功的。瑞幸咖啡所检验的技能,都是传统开咖啡店的技能,如果经营不善迟早要关门,不可能靠长期补贴来做规模。用资本复制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不容易成功,没有太多制高点。


五、基石资本的投资是回到“微观中的微观”,既不看宏观经济,也弱看行业。


宏观经济不容易看明白,行业波动甚至也不容易看明白。假设一定要在这个行业进行投资,回到微观中的微观,回到个体企业。


个体企业还是相对容易看明白的。个体企业看的不仅是产品和财务报表,也要看它的产业竞争结构和企业竞争优势,更要看它的研发,它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和企业家精神。


华为在89亿元销售规模的时候,敢花近20个亿请IBM做咨询。魄力、决心和重视细节的能力,都是企业家精神构成的重要因素。理想抱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层面,回到微观中的微观,就清晰了。


六、企业不是无机物,它是有机生命体。


企业并不能强迫员工贡献他的创造力,除非把企业变成有愿景的、公平的,让员工觉得有未来,大家才自愿长期投入。


更多企业的经营问题是改善它的管理问题,是解决大家齐心协力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像一句话那么简单,必须有一套体系方法。


企业文化是管理行为决定的,公司究竟是什么文化,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什么样的人得到提拔、什么样的行为得到处罚、什么样的行为得到表扬、遇到重大冲突的时候怎么处理。文化有效管理了员工的预期。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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