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认为，深圳和硅谷同为移民城市，有着移民城市特有的叛逆精神，以及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

“我是二十多年前来的深圳，当时周围的人要么是对单位不满意，觉得怀才不遇；要么是对婚姻不满意，离了婚才过来。90年代中国的离婚率还没那么高，但是来深圳的人很多都是离了婚的。所以当初来深圳的，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人，都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大家都想去一个能够创造未来的地方。这些是移民城市独有的气质，其他城市很难复制。扎克伯格出自哈佛，却没有选择在波斯顿创业，而选择来到硅谷，正是因为硅谷有更大程度的创业精神。”张维表示。

张维指出，这么多年来，深圳吸引了大量有想法、有创业精神的牛人涌入，已经形成了一个创业的生态，这个和当初的硅谷也是一致的。

硅谷成功最早得益于大企业形成的人才和技术外溢。20世纪50年代， IBM在硅谷南部建立了著名的阿尔马登研究中心，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晶体管之父”肖克利也回到家乡硅谷创业，这些梧桐树为硅谷引来了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企业不断涌出创业者，形成了一个创业的生态。例如肖克利晶体管的“八叛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又分离、衍生出了英特尔和AMD等公司。由此也可见对硅谷对拿着公司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出来创业的行为，是非常宽容的。

“我们投资的商汤、柔宇，其核心团队很多就是从IBM出来的，可见IBM这样的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张维说。

张维表示，今天深圳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和制造业体系。深圳如今驻扎了华为、腾讯、迈瑞等一批科技型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才和技术，很多人才就会拿着技术出来创业。

而这些人才在创业时还能遇上绝佳的制度环境，因为深圳有非常好的服务型政府。“深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官不欺民，民不媚官，这一点是绝无仅有且无法复制的。”张维提到，“深圳市副市长来过我们企业视察，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深圳政府通过孔雀计划等政策扶持了大量的初创科技企业和人才，比如我见过的深圳的一家制药企业，他们公司在科技园的两栋楼就是深圳市科技局无偿给他们使用的。这些企业不可能都靠谱，但一定有能够走出来的，像上述那家企业就研发成功了两个国家一类新药。”

张维畅想，深圳大学以后也会变成斯坦福一样的顶尖名校：“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只有深圳没有一流大学，但以深圳的经济和企业发展状况，倘若能遇上一个特别牛的校长，深圳就很有可能诞生一个全国一流的大学。

“很多人认为硅谷的成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这是因果倒置。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硅谷起家的时候，斯坦福还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大学，硅谷的成功与它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未来30年后，我们总结回顾深圳的成功，也可能会误将它归因于深圳大学。”

张维同时提到，风投对于硅谷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仙童半导体的诞生正是得益于早期风投的支持，而今天硅谷更是汇集了美国30%至40%的天使和风险投资。而深圳作为创新创业的热土，最优秀的天使和风险投资机构也会在此成长起来，扎根于此，做为中国“创新引擎”服务的投资机构。

张维表示，无论是从服务创新还是争取回报的角度，基石资本都偏好硬科技企业，“我们之所以愿意在商汤、柔宇这样的企业下重仓，正是因为它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硬科技企业，有世界级的平台型技术，而非普通的应用型技术。”他强调了硬科技和伪科技的区别，“比如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只是一个系统集成商，真正的核心技术并不在他们手上”。

张维认为风投应该给予硬科技企业更多的支持，“特斯拉成立了十多年都没有盈利，去年产量才突破十万辆，但美国的资本市场高度尊重它这种从0到1的企业，所以特斯拉能坚持到今天收获成功。”

在这种意义上，张维也帮助柔宇回应了争议，他表示，柔宇能否成功，有两个巨大的门槛需要跨越，首先是能否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再是能否将生产转化为切实的财务数据。柔宇之所以不是骗子，在于它已经跨过了第一个门槛，即将柔性显示技术转化为了可大规模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它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量产合格的产品，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将大生产再落实为漂亮的业绩和财务报表。

张维认为，像柔宇这样迎难而上，坚持自主研发、坚持做硬科技的企业，是深圳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