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认为，今年从大的宏观环境上来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和经济的下行趋势均不逆转。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资本市场开始迅速的回调。根据Wind数据，截至2018年11月27日我国一年以内进行过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有2008家，其中有1637家民营企业，占所有质押公司的81%，占所有上市民营企业的75%，占A股所有公司总数的56.4%，总规模4.6万亿元左右，占总股本的10%。

而为了防范平仓加剧风险传导性，各地公开宣布成立的纾困基金。仅统计公开信息，规模合计已经达到4850.5亿元。救市有很多国际经验，无论是美国、台湾、香港、日本都有过一些经验，以美国为例，除了量化宽松以外，还用大概4000亿美元注入到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里面，通过他们来疏解风险，但同时也要注意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加剧了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以及对华尔街文化的批评。

综合各国经验，对于特殊时期的资金入市，张维指出，首先要坚持“救急不救穷”，需要保证纾困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救助的目标和手段，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要救，而是救那些有产品、有市场、有发展前景，仅仅因为特殊原因而造成流动性暂时性困难的民营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积极救助的是有竞争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

“针对A股上市公司和民企的情况，有些的确主营业务有竞争力，业绩也长期稳定，管理层也有进取心，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暂时遇到资金链紧张、流动性不佳的问题、出资帮它们渡过难关，是必要的。”张维说，“但如果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仍然不出手，可能导致风险扩大化，甚至出现系统性风险。但是对于有些缺乏竞争力又不思进取的公司，经营困难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存在的，对于那些属于落后产能的企业不能逆时代潮流去扶植，否则不利于市场自然出清。”也不要涉足僵尸企业和基本面太差的“壳企业”，更不能为了趁低价抄底捡便宜，甚至抢“壳”，以图“名利双收”，他补充。

其次，判断救市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不仅要看“战时”的效果，还要立足长远，对退出后的市场表现做出足够的判断。张维认为，决策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一时的安稳，更需要系统考量全局。他特别强调，救市措施可以一时止血，对市场体系的完善才是使得市场重归信心的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让信心来自体系，通过法制化进程与体系化管理来统一投资和融资双边的期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市场的信心需要的是长期的“养”，而不是一时的“救”。

此外，救市措施的退出安排，实质上不仅是时机与形态的问题，更要作为救市政策的延续，指向市场改良与优化的道路，尤其不能让应对“战时”突发情况而设立的法律法规或机构，成为后市的潜在负担。

“有的上市公司在获得纾困基金支持后，股价反弹连涨多日，所有基金还尚未全部到位，刚得到部分资源以后，大股东采取清仓式的减持套现十多亿”，张维说，“上市公司和股民应逐步抛弃政策主导的股市体制下所形成的过度依赖政府救市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观念，建立市场契约精神与自我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行为和损益负责。政府救市不仅是寻找理性的制度设计与监管来平衡市场参与各方的力量，更是要通过政策与制度的制约来推进股市文化的重塑。”

从基石资本自身来看，也看好纾困情况下的新一轮投资机会，在寻找和把握价值投资的标的和时机，张维指出，部分上市公司已进入价值投资区域，从多个角度来判断，基于以下因素来考虑：市值为20亿以上，当前PE低于历史平均PE超过20%， 资产负债率小于70%，2018年预测roe大于10%，近3年净利润复合增速大于15%，商誉占净资产比低于35%，进行了选择，纳入价值投资标准的股票池有373家，从行业分布来看，包括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汽车、轻工制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