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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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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贾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可观的发展空间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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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基石大家课堂暨鹏瑞湾区论坛——经济转型与商业变革,在世界上最高的音乐厅——深圳湾1号T7云颂音乐厅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基石资本与鹏瑞集团联合主办。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所原所长贾康教授,和阿里巴巴产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湖畔大学教授陈威如先生分别发表了精彩演讲。

同时,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鹏瑞集团董事会主席徐航、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副教务长许定波,以及中欧CEO五班同学代表新华都董事长、云南白药控股董事长陈发树,西子联合董事长王水福,远东控股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等也做了精彩致辞或演讲。

本文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先生的演讲速记整理稿,原题为《当前经济形势与世界大变局及企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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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发展的可行路径;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新常态下企业应该如何做投资。

本篇为第一部分,贾康先生指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结构失衡导致的发展不充分。

他还强调,党中央于十九大强调了必须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保持清醒头脑,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企业家需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看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1、不平衡:我国社会的新判断、新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半句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样的表述基于过去已有认识的基础,以人为本地面对需求方,前所未有地表述了相关概念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过去说的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有物质文明,也有文化生活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而现在强调“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我认为是领导人意识到,人民需要更加有尊严的生活,不仅需要物质、精神文明,还需要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政治文明,需要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制约是什么?

发展的不充分。不充分永远存在。供给方的不充分,是不断和需求方进行互动,实现经济循环,在动态中不断克服的。关键是,中国现今这个“不充分”,是主要由不平衡带出来的不平衡又是什么问题?是结构问题。过去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实现总量的平衡,就是反周期,就解决了宏观调控的基本问题。中央19大之前已经意识到,以需求管理“反周期”的框架仍然要用,但是已经不够了。解决中国今后现代化发展问题所需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解决供给侧的结构优化。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解决主要矛盾,就是要化解由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导致的不充分。这其中有三个层次的诉求与认识递进:

第一层:制度结构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优化利益格局和整个社会关系格局。改革到了深水区,总书记说了多次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实就是我们市场研究人士说了多年的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否则就是光说不做,就是光表态,像冰上加油门一样空转不向前走。这就需要大家攻坚克难了。破解不平衡要从解决制度有效供给、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入手,从而带动整个供给体系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改革的本意是什么?是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制度结构的优化与攻坚要落实在实际生活中,使我们整个供给体系的有效供给水平,在结构优化的支持之下实现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主题:怎样从高速而粗放、不可持续的发展,调整为中高速而集约、可持续的发展,发展质量必须实现从低中向中高的提升,从而在已有成就基础上实现升级版的发展。

第二层次的诉求是在问题导向之下,落到了带有学理支撑的、意在如何把握主要矛盾方面的改革全称认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改革的承前启后,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力求把“硬骨头”啃下来。

第三层次:明确肯定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刚提出这个表述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看着文绉绉的概念和当年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个改革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在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表述确实体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期望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撑的明确意图。

因为所谓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解决我们制度上的主要矛盾。这个制度供给问题的源头当然是在供给侧,而制度优化的基本任务在于结构的攻坚克难,要通过制度结构优化带动整个供给体系的优化和效率提升。所以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概念放在一起说。学理上讲,这三个概念是很严谨地连在一起的。总书记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提到,可以简称为供给侧改革,但是不要忘了关键是结构

 

3、变化中的不变: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保持清醒头脑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上,我们要准备长期奋斗。但毕竟时间表上有迫切的要求,现在距离实现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就剩下三十几年,“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三十年是冲破中国现代化“历史三峡”的最关键时期。根据我们观察研究,可以认为,特别关键的是在前面这十几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银行可比的口径下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半区,9000美元左右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哪怕增速有所下调,还是非常有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实现人均国民收入较为稳定地达到1.3万美元以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坎。过往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的统计数据表明,冲不好,各种矛盾会更加凸显,相互纠结在一起,把经济体拖到突然减速甚至失速,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样的不良状态。前面大半个世纪,全球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状态的经济体有一百多个,但真正如愿冲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是其中极少数,大约1/10左右。而且最近二三十年,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未来十年,就要看中国能不能够经受这样的历史性考验。

我们现在的发展,在仍然保有黄金发展特征的同时,也确实已经感受到不少矛盾的凸显。当然很多宣传更多地还是在讲主旋律,但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指出了很多令人担心、不能掉以轻心的矛盾和纠结问题。企业家们应该更有感受。和企业家交往的过程中,最让我受到启发的是当很多人感到纠结、彷徨甚至失望的时候,企业家们却往往能够看到其中的机遇和希望。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彷徨心态的时候,优秀的企业家却恰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出手的机遇点。

国内外优秀的企业家都如此。比如特斯拉的马斯克,在中美贸易战打响、剑拔弩张的时候,他突然出手,来到上海签约,建设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现在工厂的生产线很快就要开工运转了,投资当量是500亿元人民币。此前有一个铺垫,他把样车开到中南海里,停在紫光阁前面,进去和李克强总理会面,之后还引李克强总理走出来看他的新能源样车。他在大家都不看好中美关系的时候,有魄力做出这样的姿态与大手笔举措,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启发,我们也要更多地看到曲折创新过程中的机遇。

同时,我们在底气方面,还要进一步领会19大里面所说的两个没有变。对于企业家朋友来说,这两个没有变是我们主心骨。

第一条:中央明确地讲,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只有认清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是明确有所指的。当年全党全国反复讨论的时候,邓小平一锤定音,说我们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而且要准备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可能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走完这个阶段。这一阶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过去。这是我们保持战略耐心与战略定力,能够实事求是地抗拒各种错误思潮冲击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心骨。

第二条:中央明确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又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现实意义的指导。咱们不必讳言,此前有段时间我们过于高调的宣传定位,其实包含一种失误,客观上促使美国朝野上下较快地、空前一致地形成了一定要打压中国的统一意见。19大党中央这方面的一锤定音,是在非常清醒、冷静地告诉我们,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前两天中美电视主播的辩论,实际上是一个十七分钟的采访,中国方面的刘欣女士抓住要点进行了强调:虽然看总量我们是世界老二,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相当低。人均收入仍然处于中等阶段,全球排名经过多年努力,现在也只是排在第七十几位。等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的主要人均指标,如能如邓小平所期待的,达到发达阵营的中间水平,再结合综合国力提升等各种因素,我们才算能够达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当下人均水平仍然较低,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纵深与空间,正是为我们企业家提供了别的经济体难以比拟的广阔舞台,正好可以看看我们身手如何

现在社会对于中央“两个没有变”基本定位的认同度大大提高。为什么呢?其中因素之一要说到贸易战客观上给了我们一服清醒剂:我们已经发展得很有规模与声势的中兴公司,被别人的芯片“一剑封喉”,必须屈辱地接受制裁条件才能活下去,包括支付十几亿美元的天价罚款,撤换全部高管,接受美方派出的“钦差大臣”性质的管理者驻扎中兴十年以上。接受这些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两个“没有变”:一方面是我们要保持长期奋斗的定力和战略耐心;另一方面是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需要认清中央的判断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要太在意后续还可能会时而出现的种种违背基本路线、违背中央判断的风潮,要把干扰当做过眼云烟。总书记都说了,民营企业是自己人,批评了民营企业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和直接控制企业论。

认识到中央所说的实事求是态度和两个“没有变”,是企业家保持自己的战略耐心和定力,抗拒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干扰的非常重要的根基。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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