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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贾康:至少在未来15年,房地产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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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先生在基石大家课堂中的演讲《当前经济形势与世界大变局及企业机遇》的第二部分。

贾康先生追溯了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综合观察,通过分析挖掘机指数、PPI指数、CPI指数、PMI指数、全社会用电量、货运量、企业增加值与利润、就业、消费和房地产价格等数据,指出我国近些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复杂局面稳中向好”,而贸易摩擦又带来了新的下行压力。他还分析了民企投资的下降和重新转好的问题。同时,他也对未来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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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局面“稳中向好”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如何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理解近年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在当前继续贯彻现代化的诉求。

1、近年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局面“稳中向好”

从最简单直观的数据来看,体现经济态势的龙头指标GDP,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后,于2010年又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10.4%。这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状态和我们前面几十年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从改革开发到那时平均年度增幅是9.8%,从邓小平南巡到当时平均增长是10%以上。

但是中央那时候已经意识到矛盾凸显问题不可忽视。

在物质层面,典型的如环境污染问题全社会都极为不满的雾霾问题,还有水流污染,土壤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出口的产品经常被国际市场指责有害物质超标,我们的茶叶产量如此之高,在国际上却就是打不开市场,因为确实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情况。在物质层面视角已可以明显看出矛盾凸显。

人际关系层面,最主要的是议论多年的收入分配问题:似乎人人都有一股怨气,觉得分配不公,但对于什么是分配公平,怎样能够达到和谐状态,大家却还没有共识和思路。

中央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向下做必要的调整,实现软着陆。把过去要求的“又快又好”换成“又好又快”,转入一个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可持续状态。当然那时候也觉得欧洲主权危机、债务危机的变数很大,我们必须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字当头从提出以后,一直坚持贯彻到现在。已可以看得很清楚:2010年是中国“经济起飞”后高速发展状态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再也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国某个年度可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其后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调整,最早两年迅速地使增速低到8%以下之后,中央提出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再后面三年放慢了下滑的速度,在2015年下半年回落到7%以下之后,开始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的平台运行状态,在窄区间6.7%-6.9%增速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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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贸易战的不期而至,我们原本是可以乘势完成所规划的L型转换的。2016年权威人士(国家领导层面)在人民日报上对于经济发展给出过这样的判断: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在经济增速上不可能是V型或U型的,不能寄希望于后续仍有高速增长,要争取实现L型转换,即争取降速后在中高速的平台上较稳定运行,并着力推动结构的优化,实现真的高质量运行。

但贸易战打响之后,原来已出现的平台底部被击穿。2018年第三、四季度都在6.7%以下运行,即使在出现了一段中美谈判向好的利好消息,市场预期也有向好调整的情况下,在2019年第一季度仍然是6.4%。从预计来说,2019年第二季度指标依然可能会回落。第三、第四季度表现如何,主要取决于中美这一轮的谈判能不能达成哪怕是阶段性的妥协方案。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经济继续下行是大概率事件。但也不需要为此过分恐慌,中国的宏观政策已经有重大的调整,方方面面正在消化这些市场不良预期。最开始有夸张特点的应激反应式的恐慌心态已经有所收敛。即使出现下滑,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运行整体结果,增长率还是会在6%以上,实现两会上所提出的今年6%-6.5%的引导性增长目标。

基于目前的态势,我们基本的看法是:要肯定前些年,在贸易战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的一系列的成绩与亮点,在此基础上,要立足于作出中国自己的正确选择,做好“自己的事情”,以调动潜力活力在消化不良外部因素,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干扰,把握好我们自己的确定性,争取未来一段时间,如愿地完成经济L型转换的确认。应发力扩大内需,努力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在十三五末期的“全面小康”之后,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如果基本态势可以得到控制,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这个6%左右的增长平台维持得越长越好。

我们认为这个目标通过努力还是很有希望实现的。虽然外部形势对于中国经济的而发展的影响不可以忽视,但我们内需的贡献逐步凸显,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冲抵贸易方面商品贸易中净出口的负值了。

 

2、关于稳中向好的基本判断依据:综合各类重要数据

前些年我们在经济结构优化和引领新常态方面的努力中,实现的一些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从2015年底三一重工发布的“挖掘机指数”地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主要聚集区域中,除了东三省和山西外,经济活动都已趋于活跃,工程机械施工量基本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表明中国经济是有希望出现景气上升势头的,那么后续各类生产要素投入,钢材、建材等等的行情,也会逐步向好。果然,2016年一季度钢铁行业产品价格企稳,随需求逐步上升,二季度钢铁行业全行业回暖,到三季度,煤炭行业价格迅速回升。在钢铁和煤炭行业价格回升后,当年9月,制造业的制成品出厂价格PPI终于结束了长达了54个月的负增长,开始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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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实现正增长,在研究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定心丸——终于熬过了长达54个月的负增长观察期,也证明了中央反复掂量后做出中国不存在通货紧缩的判断是正确的,咬紧牙关没有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坚持,是值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CPI——消费物价指数,也是综合经济生活的反映。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无论地方、企业反映经济如何困难,老百姓过日子的CPI始终波澜不惊,稳定维持在1%-2%左右,最近因为猪瘟和春节因素,最高也就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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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和全球各国相比,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既不通胀,也不通缩。当然这个局面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前些年怎样实现的这种令人满意的物价状态,是有些经验可以总结的。

还有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这个指数非常敏感。2016年的下半年明显向上增长,到了51以上。贸易战之后PMI就出现回调。最新的状况是落在荣枯分界线下方,又有可能回到上方。我们不用太在意它每个月的数值,要看季度、年度整体下来的态势。

其他还有很多指标,用电量、货运量企业增加值、利润、货运量、贸易摩擦前后进出口值的对比,等等。总体来说这些指标几乎都是亮点。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很有支撑。虽然从2012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分化严重,观察成交均价对于市场具体决策而言意义已不大,但均价数字仍对我们观察整体经济形势中的景气有一定的反映功能。在没有政府行政命令打压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景气支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一线城市。2015年开始,对房地产市场强调去库存、消化过剩部分的时候,一线城市价格已在发力猛冲,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控制,二线跟着热度上升,2016年不得不推出“530新政”。总体而言,市场力量在支撑中国房地产继续释放需求,呼唤有效的供给回应。这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引擎和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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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强调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是要做好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现在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只到50%,后面还有可观的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工业化水平相互印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判断不应简单照搬西方指标。整个中国除了一些沿海区域工业发展阶段已经在从中期走向后期,绝大多数还处于从初中期、中期走向中后期的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指标结合来看,对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判断,也是一个印证。

我们的这种成长性,依然伴随着相当可观的超常规发展空间。其中的内涵也就是中央在强调的韧性、回旋余地,以及抗打击能力。

这些年的我们的城镇就业情况也相当值得肯定。每年就业人数完成量一直在1300万以上。克强总理一直强调,只要经济增长在可接受的区间以内,就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底线,一个是GDP,一个就是城镇就业水平,而关键是后一个,因为其是民生托底的保障。就业指标这些年一直表现良好,但仍需要随时保持高度关注。

过去我们根据经验数据认为,经济增长和新增就业岗位之间应该是1%的GDP增长,对应100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现在在经济增速已低于7%的情况下,我们是如何保持1300万个以上的就业增长呢?这显然和这些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向之下的商事制度改革、结构性减税、支持轻资产型的服务业发展等系列优惠支持政策的出台及落地有关。中央、国务院指导的一系列配套改革,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调结构,惠民生,卓有成效地体现在就业上。面对目前的经济压力,国务院又特别地在强调,各行政区一定要严守就业底线。

居民消费指数的表现也很有意思,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已小于7%,居民消费水平略高于GDP,但从几年前一致延续到现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在10%左右波动。这一指标说明,老百姓越来越敢花钱了。即使局部地区、部分人口确实因为特定因素,有“消费降级”,但整体而言的社会确实是在“消费升级”。虽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贸易战之后出现回落,但仍在8%以上,目前又有回升表现。如果能处理好,中国的消费潜力一定还是有较大的释放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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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发展困难仍不可忽视,但总体氛围还是在向好发展。

作为研究者,我最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发展潜力不足,而是与经济问题社会化、正式化相关的各种意料之外的风险因素。中央现在也高度重视,提出准备应对意想不到的惊涛骇浪。其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作为当年被称作中青年、现在已经是老年的经济学者,我们对于80年代由1984年银行突击放贷导致的严重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最终引起的系列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仍然心有余悸,牢牢铭记。对经济问题没有恰当处理,一步步发酵为社会政治问题,步步升级,结果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最终还是依靠邓小平同志的南巡,才将经济发展与改革重新拉回到主航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使我们更有信心地走向现代化。

从全局来看,结合当下外部压力造成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不可掉以轻心,要充分领会中央说的防范风险,争取把未来这十几年的历史考验期,过得更好一些。

 

3、民企投资的下降及重新好转态势

民营企业本土投资从2016年2月开始迅速下滑,震动中央。其后总书记出席工商联和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重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意在给民营企业定心丸。其后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要求保护产权、加快编纂民法典、以及平反一些冤假错案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一系列动作之后,数据表现开始出现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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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值得关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2018年之后近乎惨不忍睹,全年只有5.4%左右,投资活跃度明显不足。现在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只有内部以投资与活力和向好预期带动消费能力,才能充分扩大内需。2018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的表现,告诉我们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值得反思和需要高度重视。

 

4、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有很多观点和建议,这里简单强调6点。

(1)第一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市场决定论:结构优化要经济手段为主,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为主。去产能决不仅仅是去过剩产能的问题,真正要去除的是落后产能。像北京4号线、16号线这两条地铁线路的项目,需要天文数字资源投入,就是依靠机制创新引入PPP形式来做。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不引入港资,这两条干线什么时候能够动工,还完全是未知数。一旦有了新机制,项目一签约,一大批钢材、建材、施工机械、产品设备的订单就进入市场,瞬间把相当可观的所谓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好的机制能够调动高水平的产能,在市场化竞争的过程中,把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自动淘汰。所以一定要坚持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公平竞争环境之下发挥作用。

(2)我国有效投资的空间相当可观,值得我们充分利用。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未来几十年时间中还将要迎来4亿人从农村到城镇定居,成为市民。伴随而来的是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升级,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的升级。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所释放的巨大市场需求潜力,这些释放出来的需求将会得到中国本土和全球的供给回应。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底气。

和平发展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的战略判断的原点:时代主题变了,不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了。当时这话说出来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以我作为研究者几十年的观察,我意识到这个判断非同小可。只有深刻领会这个战略判断的原点,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与美国的斗争,都是在坚定不移地争取形成一个继续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客观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供给侧的改革创新,已经把人类社会带到了共享经济时代,中美已共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同时核威慑使得人类社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所以邓小平当时就在强调,再也不可错失战略机遇期,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也就是中国这几代人,要利用和平发展时期,把中国真正带到现代化的境界,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去争取走通共赢共荣这条大道。中国怎么处理好本土有效投资的巨大潜力,也是要通过活力把它在拥抱全球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发挥出来。

(3)高度注重尊重科研创新规律。这也都是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我国多年来虽然不断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但还迟迟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

(4)继续给企业家吃好定心丸。比如,企业家们大家心中都有数,对于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未来如何避免这些情况的再次发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团结起来促进法治国家的进步历程。

(5)我认为房地产在中国一定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15年左右,是国民经济中强有力的支柱产业。我们要把房地产发展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通过相关改革来做好。

(6)减税让利要讲全景图,正税继续减的同时,税外的五险一金、几百种行政性收费、隐性成本,等等通通都得往下调,真正通过配套改革,做好“拆香火”等啃硬骨头的事,才能如愿。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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