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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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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贾康:没必要用意识形态标签束缚自己,充分向美国学习

201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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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先生在基石大家课堂中的演讲《当前经济形势与世界大变局及企业机遇》的第三和第四部分。

第三部分,贾康先生分析了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抓住中国自己发展的确定性。他认为中国必须牢牢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他重点分析了当前的中美关系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提出处理中美关系应“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要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并给出了善于守拙、扩大内需、全面开放、改革攻坚等8条具体建议。

第四部分,贾康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路径的思考。他认为企业要争取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力求在微笑曲线左右端往上延伸,即努力发展创新设计打造自己的品牌和做好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与市场扩展等价值链中较高的部分,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动能,实现“升级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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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大变局中牢牢把握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线


1、永恒之变中的不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主线

要继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主线。总书记在国际场合提到这样的观点后,收到了很好的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的是共性,人类社会不论怎么变,各个民族国家不论怎么有个性,永恒之变之中有规律性的不变。中国人过去一方面认识到变化是必然的,另外一方面也知道有主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认清并顺应世界发展的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主潮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现在如果总结经验,就是不论怎么风云变幻,无论外部不确定性如何干扰我们,我们要看到几千年历程走下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要坚定不移地顺应潮流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要想一想,历史上我们在城镇化方面吃了什么大亏,曾经是逆潮流而主导的逆城镇化,受到了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所说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此外,要看清挑战就在眼前,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机遇,要争取在创新中跟上主潮流的高科技化即信息化。政治文明视角也要积极寻找可行的方案,努力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推翻千年帝制以后提出还要走向共和。所以我们顺应大的潮流、主导的潮流,和世界上其它民族做积极的互动,是现代化发展的主线。

 

2、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牢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中央认为现在的世界格局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大踏步跟上时代,按照和平发展的主题,锁定中国梦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我们目前面临的确实有百年未遇之挑战的意味,可以从两个角度简单分析:

第一,我们得承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逆转式的变化出乎意料。原来高举自由贸易与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欧美国家,现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极端主义。其中也有民粹主义与外国政治上层一些人士之间的呼应。这种逆转式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影响还是相对突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国际空间被打压,导致我们不得不站出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比我们更发达、更先进的经济体,却开始遏制中国的前进。

第二,也必须承认我们国内累积的矛盾和外部的冲击交织而成的挑战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发展阶段转变和各类矛盾凸显交织在一起,经济运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要想抓住“全要素”解放生产力,就要让这些要素潜力特别是改革红利都如愿地发挥出来。祁斌教授过去对于改革攻坚有一个形象化地说法,叫做“两只老虎的赛跑”——一只叫改革,一只叫社会问题。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彼此之间似乎也看不太清对方,但两只老虎都在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点,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我完全赞同这个形象化比喻所包含的深刻洞见、大局意识。我们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让改革跑赢危机。我们的深化改革就是必须克服既得利益阻碍。2020兑现全面小康没有悬念,但要让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很有难度,现在距离成功还相当远。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部署,争取以改革的决定性成果,形成我们发展的后劲,支撑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同时我们要防止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调整重构过程中我们被边缘化。中国在自己稳住阵脚的同时,要充分发展多边贸易,想方设法制约美国来势汹汹的打压。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中国抓住自己应该做的、可选择的事情,抓住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把握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主线。

中美贸易表现出来的双边博弈是迟早会来的。虽然比较遗憾,由于前期的一些不当宣传,使得这个过程过早地来了,有人认为早来了8-10年。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迟早会来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到世界第二之后,人类文明局限表现出的丛林法则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出于“老大立场”的选择,必然会选择打压。就像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人类文明的面纱是很薄的。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国人把握好自己可选择的事情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如果处理不当,落入各种矛盾交织的旋涡,就很有可能像上个世纪的拉美、亚洲四小虎等一样,失速后陷入紊乱而一蹶不振。

 

3、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

显然,我们在战略思维上要超越“比较优势战略”。很多研究者对此仍然抱有争议。北大林毅夫教授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虽然都侧重供给侧结构问题与改革,但林教授强调的是用比较优势原理:基于资源禀赋,中国把握比较优势就能够完成现代化。但我们认为,比较优势原理确实能解释相当多的资源配置问题,但碰到天花板之后,比较优势原理就会失灵。最典型就是美国一边强调中国对它形成了大量的顺差(它的逆差),但中国愿意出高价买美国的高端技术的时候,它就是不卖。这是比较优势原理解释不了的。中国对于这种打压是没有依据比较优势原理的任何办法的。

华为现在面临打压,但是任正非的策略仍然十分清晰且明确:我们推崇自主创新的精神,但行动上仍然要积极拥抱全球化,要吸引全球的专家、资源,共同推进我们的发展。芯片发展不同于核武器研制。两弹一星研制出来之后,虽然美苏的核储备力量仍然高于我们不止十倍,但我们只要具有反击一次的能力,也就形成了战略平衡。但芯片的发展却是不能闭门,要拥抱全球化,在样品研发成功后,关键是如何能够大批量地、产业化地去源源不断供给全球,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才是成功和胜利。我们现在硬着头皮也要坚持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以升级版的赶超战略,配合必须保持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新的两步走”发展。必须防止最坏的情况,就是滑入冷战。但正如之前所分析的,现在中美产业链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性已非常强,类似美苏当年各领域一条产业链而形成的冷战,大概率上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在贸易冲突的前景中,需要争取的就是斗而不破,让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不断缩小与他的差距。就像毛主席当年皖南事变后所提出的策略: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

我们现在如果说处理中美关系,我愿意说几句话。

第一句: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战肯定是坏事。但辩证法不是玄虚,坏事中确实也有好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局部来说,有些行业实实在在出现了利好,比如东北的大豆产业链、癌症药物价格降低、进口车辆价格降低等等。但我强调的不仅仅是这个。贸易战中最重要的好处是进一步促进我们全面开放,“二次入世”。当年入世的时候杜润生先生所说的:入世“清理文件柜”就是变法,变法就是改革、求新、图强。入世之前国内也有过激烈的争论,觉得可能会有诸多风险和坏处,有人说收益都是不确定的,而中国的农业、汽车业都可能覆灭等等的损害都是确定的。但朱镕基总理在龙永图同志提醒下,还是亲自赶到谈判场所,成功地抓住了最后的入世机会。决策层在战略上认为我们入世是必须的。事实证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利用开放倒逼改革。现在中国在进行“二次入世”的谈判,像黄奇帆同志所说的,我们敢于承诺向“三零”靠近,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个思路值得高度赞同。

第二句:变压力为动力。压力大家都感受到了。动力怎么来呢?新旧动力转换。举例看,在原来的三大区域战略的基础上,新近值得称道地增加了粤港澳大湾区。现主打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希望深圳、广州这样的增长极区域,还要进一步地跟港澳连为一体,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提升高标准法制化营商环境。不再只是原来所说的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希望将已经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进一步对标香港澳门。对标什么呢?全球相对成熟的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法治化环境。这就是变压力为动力。第三句:逐步变被动为主动。中国要选择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深化改革,同时面对美国压力,我们的策略,现在总体来说还是接招,但只要做到邓小平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我们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继续和美国及西方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而不是搞坏关系,我们逐步变被动为主动是很有可能的。要牢牢掌握住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斗而不破,有所作为。

可以看一下中美继续发展成长的对比数据。美国从1900年到2017年,花了117年时间,GDP增长了36倍。中国从1987年到2017年,只花了30年时间,就实现了同样的36倍GDP单位增长。这就是可以认为数据表明我们在一个时间单位中,走完了美国以四个时间单位才达到的成长性。这样的成长过程并没有结束,如果处理恰当的话,中国继续成长的发展表现应该正如毛主席当年办《湘江评论》时所说的八个字“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工业革命后中国被世界发展远远甩在身后,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已让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领悟坚持基本路线的战略理性。只要以改革开放延续成长性,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要有战略耐心,做到心中方寸不乱,在时间的帮助下,坚定地走上坡路,使得美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不断缩小与它的发展距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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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50年,如果“中国梦”能够成真,虽然美国的人均水平可能仍然高于中国,但综合国力、制造业实力、创新能力、文化软实力等等方面,我们都会实现极大的提升。中美之间不是谁战胜谁,而是中美人民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中,我们进入现代化经济的第一阵营。

如果说我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如下八条:

第一,要务实地认定和美国之间是合作竞争。不要贴那么多的意识形态标签。还要充分学习美国。就像华为,仍然承认美国企业家感动了他们,美国有大量的可学习之处。总书记说中国有一千条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这不是虚话。我们要真正知道在很多方面的不足和真实的理性的诉求。没有必要用意识形态标签将自己束缚住。

第二,善于守拙,要真正下定决心,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

第三,坚持全面开放,争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锁定共同发展的道路。

第四,扩大内需,我们自己的有效投资、活力释放以及随之带出的消费市场,是我们的本钱。一定要用好。

第五,改革攻坚克难有一系列可做的大事情,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第六,循序渐进向西为主,发展一带一路。中国要在其中学会跟其他经济体合作交流,学习怎么处理复杂的局面。避免在太平洋方向上跟美国去正面对撞,而以向西为主发展一带一路中更为及基地学会跟其他经济体做生意、打交道,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等等,并积累我们的软实力。

第七,人民币要准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定要完成自拆防火墙,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进而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不仅可以作为结算货币,还可以作为贮藏货币,能够成为国际避险资产。没有这一条,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是空话,但这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做到的。

第八,形成文化软实力,这非常重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方面还没有很好破题。

 

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做投资


现在都讲抓住机遇,中国有市场潜力。从投资视角来说,我们需要关注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关注不同位置的不同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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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线的左边,谁能够真正实现理念的创新及设立品牌成功,谁就能按照产权收益规则获利很多。加工生产的收益是较低的,但到后面,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市场推广的收益率,又是较高的。典型的案例,可看中国东莞作为世界儿童玩具的生产加工基地,据说提供了全球85%以上产量,但却没有中国本土的知名儿童玩具品牌。而芭比娃娃作为品牌,几十年长盛不衰,中国是给人家贴牌生产。国外的主体拿的是左、右高端的收益,中国干的只是中间这个收益率最低的加工生产的活儿。这很有代表性。苹果手机富士康厂区也是同理,中国有GDP,有税收,也创造了就业,提供了工人工资,但是高收益仍然都在人家手上。

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就是要争取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从微笑曲线左右端往上延伸。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值得肯定的案例,小的案例就像老干妈。老干妈品牌在中国人手里,市场营销现在已经走向世界。它很独特,甚至坚持不要银行贷款,始终坚持交钱才交货。这个不一定有多少普遍性,但至少是中国本土上已经出来的一个成功案例。

另外一个案例是广汽传祺。广本是广汽生产出来很有影响、口碑很好的车型,过去我多年担任财科所所长的时候,坐的就是广本,累计开了五六十万公里,不用大修,又很省油,驾驶体验也很舒适,但生产厂家始终干的是微笑曲线中段的事情。而近年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广汽传祺,大不一样,在汽车市场不好的情况之下,每年仍然实现50万辆以上的销售,占有很好的市场份额。广汽传祺就是本土全产业链的、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品牌,后续的营销服务、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带来的增值,全在它手里。这就是一种升级。我们企业家,可以把在这方面抓住机遇,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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