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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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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管涛:未来人民币汇率的三种走势

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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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经济学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第三届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成员,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董辅礽讲座教授。

1992年加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在政策研究和统计部门工作,历任综合司副司长,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2015年7月加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任高级研究员。2017年9月受聘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任博士生导师,董辅礽经济学讲座教授。

著有人民币汇率“三部曲”:《中国先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视角》(201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汇率的本质》(2016年中信出版集团);《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


    在2018年12月14日基石资本主办的“宏观经济与救市之道”的论坛上,前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新闻发言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出席论坛并发表了《人民币汇率·贸易争端·宏观经济形势"》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管涛认为,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心理影响大于实质影响,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有三种走势。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如大家预期一样坏,市场有可能利空出尽,止跌企稳;

    二是如果中美贸易摩擦结果比预期的要好,市场有可能会修复过度悲观的预期,出现反弹;

    三,最坏的情况是比预期还要差,市场有可能继续寻底。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前有李扬老师纵横捭阖,从国际经济形势讲到国内经济发展,总结出了很好的观点。跟李扬老师比起来,我是一个后辈,我也从李扬老师的演讲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今天我主要讲人民币汇率、贸易争端和宏观经济形势。但后面两块主要是围绕对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来讲。一般谈到汇率问题,很多听众都是更倾向于专家直接说明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最好是能告诉人们人民币汇率波动大概是在怎样一个区间,这种结论,一般听众都比较能够直接了当的接受和了解,但是对人民币汇率预测,或者解释人民币汇率走势,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今天主要是与大家分享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析框架和逻辑。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公开活动,讨论2018年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当时做了三方面的判断:

1、做一个情景分析。大家都知道在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曾经出现了一波单边下跌,到2016年底,离破“7”一步之遥,那时候大家也在讨论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直到2017年人民币止跌回升。

2、好的情形,国内经济继续企稳,美元回落,人民币可能走强;

3、坏的情形,国内经济重新下行,美元再度走强,人民币汇率就会遇到挑战,可能重新振荡下跌,这是我讲的三种情形。很多人认为,预测这种情形是把各种可能性都说了,等于没说。但根据我自己从事人民币汇率研究的经验,一般按照需要按照基本面来做分析。我不看短期,我认为经济稳货币稳,经济强货币强,按照这样的逻辑,2018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是在市场情绪驱动下的双向震荡走势,内外部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决定人民币是震荡升值还是震荡贬值。

不确定因素弥漫

我当时也讲过对未来汇率政策的理解和看法、展望,我认为经济基本面好和经济基本面差是见仁见智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必要统一大家的预期,统一预期就会导致一致性的预期,导致出现单边市场。实际上央行后来也讲了汇率政策中性,一般的情况下它不应该对汇率市场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调控。所以我在那个时点下讲了三个方面的意思。因为是基本面决定了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那时候也确确实实没有预见到今年会爆发中美贸易冲突,因为2017年11月份,特朗普访华,中国给了他一个2000多亿美元的大订单,当时大家都觉得把特朗普搞定了,不会再有事了,但是他一回去就翻脸了,美国商务部递交了一个报告,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说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然后今年3月份发布了“301报告”,贸易摩擦开始了。

但是总体情况还是符合基本的逻辑,贸易摩擦增加了中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经济重新出现下行的压力会对人民币带来调整的压力,但具体的事件我们没办法去预测。

2018年,人民币汇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波动非常大。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把“8·1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给复制了一遍,2018年年初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了多少?升破了6.3,最多的时候到6.27,也就是说基本上到了“8·11”汇改人民币汇率启动的水平,从那时候开始下跌,从6.2元左右开始下跌,到了启动的水平。到了2018年底的时候,离“7”一步之遥。现在大家又在讨论要不要保“7”,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讨论同样的问题。背后的因素实际就是前面讲的三种情形的交替出现,2017年4月份以前人民币的升值跟国内经济开局不错以及美元走弱相关,这是我们说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的叠加,然后到了2018年4月中下旬以后,随着美元反弹,国内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在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后。人民币下跌,从高点下来到11月底跌了将近10%,这在过去很少见。“8·11”汇改以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到2016年底才调整10%左右,现在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调整了差不多10%,所以这一波人民币汇率调整非常快。如果讨论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一定要说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顺差还是逆差?

贸易摩擦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下行的压力,但是到目前来看,这种影响可能还不是实质层面的,主要还是心理层面。我们看2018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了6.7%,按照三架马车支出法分析,我们看到消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各不相同。消费的拉动作用是上升的,主要是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形成负拉动,具体来看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同比下降0.27%,确确实实反映了我们这个时期对外贸易顺差的减少。虽然我们对外贸易总顺差减少了,但无论是按照中方的统计还是按照美方的统计,中美贸易失衡不是在收敛,反而是在扩大,按照中国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年前11月,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同比增加了16.8%,而贸易总顺差同比下降了18.4%,所以我们对美的贸易顺差是扩大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导致我们外需拉动作用下降的根本原因,它是因为我们整个顺差减少,而不是对美的贸易顺差减少。

然后看投资,刚才李扬老师也讲了一些投资数据,我们确确实实看到投资拉动作用下降了,投资出现了回落,但投资的回落恐怕跟贸易摩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投资的回落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来的结果,实际上2018年我们的民间投资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比2017年都是反弹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基建投资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调控的结果。我们去杠杆,加强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加强了PPP项目的监管、清理等等,造成了我们2018年以来的基建投资的大幅下滑,然后带动了整个投资规模、增速的回落,这个跟贸易摩擦实际上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反而因为遇到了贸易摩擦以后,为了对冲外部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接下来中央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让地方政府增加发行的专项债,扩大基建投资来对冲这种影响。当然到目前为止基建投资的反弹仍然不是很明显,所以整个投资还是呈现下滑的态势。


两国经济走势分化

还有一个因素:2018年跟2017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2017年美元的汇率是从年头一直跌到年尾,去年美元指数跌了9.9%,2018年的美元指数是先跌后涨,2018年4月中旬美元是下跌的,4月中下旬以后,美元开始反弹,按照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定价公式,我们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由上日收盘价和一篮子货币汇率走势共同决定,所以它就隐含着美元强,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美元的反弹给人民币汇率贬值带来了显性的压力。

因为中美经济的走势分化,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2.2%,预测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2.9%,是上行的。中国经济2017年6.9%,2018年预测全年大概6.6%,是下行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经济走势的分化带来了货币政策的分化,2018年美联储加息4次。而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稳健中性的,刚才李扬老师也说了,边际上实际是有所放松的,所以这个市场利率下得非常快,尽管央行没有动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但2018年已经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个也造成了市场利率的下行。

所以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十年期的中美国债收益率差是140个基点左右,现在掉到了40个基点,这是长端的利率。短端的利率,最近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倒挂,就是美元的利率高于人民币的利率,这个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种逆差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也带来了调整的压力。

现在汇率情况约等于2016年底,又到了“7”的心理关口,但外汇市场和两三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汇率市场化是中国政府也是学界一再的推崇、追求的目标,让这个汇率能够由市场决定。搞市场化的汇率就是让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什么叫汇率杠杆调节作用?升值的时候买外汇的多,卖外汇的少,贬值的时候卖外汇的多,买外汇的少,就像2016年底,人民币越跌,大家越恐慌性的抢购外汇、囤积外汇,那时候明显就是价格失灵了,你要让市场决定人民币一定是过度贬值,就是破了“7”依然不是底,在2016年底的那个情况明显就是这样的。2018年以来,人民币先涨后跌,涨幅不大,最高涨了4%左右,但是跌就跌了10%左右,但是在这样情况下,2018年前10个月人民币跌了6%,所以说2018年前10个月人民币跌幅和2016年的水平大体是相当的。


外汇市场趋于理性

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市场上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囤积外汇。从人民银行的外汇收支信贷数据可以看到企业和个人都在减少外汇存款,然后用收汇结汇率,也就是用银行代客结汇,比如像银行代客跨境外汇收入这个指标衡量的结汇动机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上升的,而购汇的意愿和去年同期相比是略有下降的,即便我们分阶段来看也大体符合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在一季度的时候人民币是升值的,但那个市场也没有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外汇,个人和企业反而增加外汇存款,结汇的意愿,2018年一季度比上一年的四季度是下降的,购汇的意愿是上升的。很多企业趁着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提前购汇,加大了购汇的力度。然后2018年4-10月份,人民币回落,跌了将近10%,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期个人和企业减少了外汇存款,结汇的意愿比一季度是环比上升的,购汇的意愿和一季度上升也略有上升。总体上这个价格波动很大,但市场还是保持基本正常,保持镇静没有出现新恐慌。

具体来看,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人口多,什么数一除13亿,再大的数都会变得很小,什么数一乘13亿,再小的数都会变得很大。所以预期管理的关键是要管好个人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前十个月人民币汇率总体是贬值的,但我们从个人的购汇情况来看,2018年前10个月用服务贸易项下的购汇来替代个人购汇,因为个人的用汇大部分都是出境旅行、商家汇款,还有留学用汇等等,都是服务贸易相关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外汇局有按照主题分类的统计数据,它完全可以分到个人、外商投资企业、国内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具体的分类,但是它不对外公布,我们这里用服务贸易来替代个人用汇率的指标。

2018年,4-10月份人民币跌了10%,但实际上这一波服务贸易上下的购汇同比反而下降了6%。为什么会这样?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汇率的弹性增加了,我们2018年说人民币动得很快,动得很快的情况下,它一定程度上及时的释放了升贬值的压力,避免了预期的进一步积累。经常听到朋友讲,年初的时候看到人民币升值,升破6.3元了,他那时候想等人民币升破6.2元再去买外汇,但没想到不久就跌回了6.4元,他那时候想我等着人民币升到6.3元了,我再来买,结果跌不破6.4元,到6.5元,6.6元,现在等到6.9元了,他觉得前面没有买,在6.4元的时候没有买,在6.9元的时候更不会买了。所以因为汇率动得比较快,有些市场主体不能及时做出策略的调整。

在2016年底出现了市场恐慌,那时候有两个流行的新成语:“人无贬基”、“中或最赢”。在那种情况下,很多老百姓在6.9元多买了外汇,恐慌性的购汇,但是2017年人民币反弹了6%,所以那一年时间对于很多恐慌性购汇的个人来讲非常煎熬,对此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所以现在人民币又到了“7”左右以后,很多人不敢轻举妄动。不仅仅是个人,包括境内外的机构,因为它在过去做空的历史上,屡次的被央行拉爆仓,所以这一波做空人民币的头寸还是比较轻的。还有一个原因跟今年的整个市场环境也有关系,因为今年整个股市不好,有些股民的钱套在股市上,亏30-40%是大概率事件,他不可能把股票卖了换外汇,因为如果要换外汇一个是要期待着人民币兑美元要贬30-40%,才能够把本赚回来,所以他不会做这个操作,现在房市限购、限贷,再加上刚才所说的家庭部门的负债增加得很快,他的月供负担比较重,这也限制了他们的购买能力。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最近这段时间互联网金融出现了很多爆雷事件,很多闲钱被套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年有效的购汇需求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二是从企业来看,企业在2015年“8·11”汇改以前,由于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所以企业基本没有意识要去对冲未来购汇的汇率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8·11”汇改之前,市场上未到期的,远期净购汇的头寸只有474亿美元,但“8·11”汇改以后,人民币连续两个跌停,8.11、8.12连续两个跌停,市场突然意识到人民币是可以贬值的,这一个月里由于贬值的恐慌,市场的未到期的远期购汇头寸翻了一番,增加了504亿美元,才遭致了9月份央行出台的政策对远期购汇增收20%的风险准备金,10月份正式实施,这就是我们外汇风险准备金这个制度的来由。

但是2018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在2018年3月底,市场上未到期的远期净购汇头寸是1065亿美元,到2018年7月底,央行恢复对远期购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之前,这个头寸只增加了55亿美元,达到了1120亿美元,这告诉了我们什么?经历了人民币汇率由单边下跌到双向波动的转变以后,市场上有避险意识和避险条件的企业,基本上对远期购汇的汇率风险都做了对冲,就像有一些央企、国企可能有这方面的意识,但是因为主管部门没有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贸然做避险的操作。在这个方面来看,由于这个市场前期已经对货币错配做了一些对冲,这一轮人民币快速下跌没有导致太大的市场贬值恐慌,这也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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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看到汇率贬值有很多故事和传说,说市场贬值预期很强,贬值压力很大,但我建议大家做分析判断的时候,既要去一线了解情况,但是更重要的是基于总量的数据来做判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3年时间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15年“8·11”汇改以前,由于人民币长期的单边升值,那时候老百姓和企业有了外汇都把它换成人民币,对外付汇都是借外汇对外支付。所以那时候我们讲资产本地化、负债美元化。然后“8·11”汇改以后,人民币变成单边下跌,很多企业和家庭增加了海外资产配置,减少了对外的美元负债,这个操作在过去三年里,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在2015年6月底,我们民间部门的对外净负债是2.37万亿美元,到了2018年变成了1.47万亿美元,过去三年里由于藏汇于民和债务偿还这两个进程同时的推动,所以我们过去三年时间里,民间部门的货币错配已经有比较大的改善,减少了1万亿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轮人民币下跌过程中,市场没有那么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再看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实际上从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看,银行的即期、远期,加上期权的交易,合计的逆差,2018年前10个月56亿美元,这个缺口非常小。因为这个数据,时间序列数据非常少,从2017年1月份开始公布这个数,而我们有更长时间序列的数,可比的是银行即远期的结售汇差额,2018年前10个月逆差是280亿美元。而在2015年,2016年,那个时候贬值压力大,资本流出规模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月的逆差有上千亿美元,所以2018年前10个月下来才280亿美元,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汇率波动很大,正因为波动大,它释放的压力反而避免了压力的积累预期的形成,这是可以用数据来支持的现象。我想市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政府维持了目前的外汇管理政策,至少和2017年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收紧,更不像2016年底的时候,市场比较恐慌,出台了比较严密的监管政策,但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又到了“7”附近,但是监管部门并没有出台这方面的政策。

  

第二个部分,给大家讲一讲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短期影响来看有三个渠道:

1、心理渠道。由于贸易摩擦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运行不确定性,就像李扬老师讲的,在贸易摩擦之前,可能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于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会发生冲突,不论是思想上还是措施上准备都不足,这种突然突如其来的大事件发生,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风险,人民币资产又是一个风险资产。贸易战对市场和外汇市场都有压力的,包括我们今年的股票市场的调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跟美国在贸易领域发生摩擦,一些坏的消息出来以后,造成了股市的加剧调整,这是第一个渠道。

2、贸易渠道。因为跟美国打关税战,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中国对美的出口减少,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这样的话会影响中国整体的经常项目平衡能力,就像刚才李扬老师讲的,2018年中国经常项目前3个季度还出现了逆差,128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美的贸易顺差减少,意味着我们经常项目平衡能力会进一步削弱,这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是不利的,这是第二个渠道;

3、金融渠道。因为贸易摩擦增加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这种情况下,外商来华投资可能会减少,而会到其他国家去投资建厂来规避贸易壁垒;国内的对外投资也可能增加,因为国内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建厂,来规避来自美国的贸易壁垒。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投资的资本净流入也会减少,这是我们分析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框架,这三个影响的渠道。

我们用数据说话,贸易渠道,我们看到的不论是中方的统计还是美方的统计,在我们对美的贸易失衡、两轮关税措施出来之后,不但是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的扩大,按照美方的统计,我们2018年8月份、9月份、10月份,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连续创了历史新高,连续3个月创了历史新高。中国是8月份、9月份、11月份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贸易冲突发生以后,双边贸易失衡的变化,短期内是什么样一个演进情况,并不是中国特殊的案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美贸易全面冲突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美国的贸易赤字里,日本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这个时期的对美国贸易逆差里,日本都占到40%,1991年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到美国整个贸易逆差的6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失衡的改善,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日本通过对外产业转移,一部分到美国投资生产,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不计入对美的出口,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投资,把对美国的出口变成对这些新兴市场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然后再对美出口,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贸易差额的转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的企业,不论两国元首会晤以后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我们都不要指望将来我们的出口,我们的顺差要依赖美国,我们不得不走市场多元化的道路。


我们刚才讲了贸易渠道,接着我们来看金融渠道。在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经常有各种传闻,说外资跑路,外商集中撤资,类似消息报道非常多,不排除在做报道的时候,有关人士他是知道身边发生了相关的案例,但是我们同样的用总量数据看到的情况是什么?不论是外汇局的统计还是商务部门的统计,都不能证实我们直接投资上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按照外汇局的统计,前三个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项目,是资本净流入811亿美元,同比增加了2.56倍。所以我们直接投资项目仍然是保持净流入态势,而且同比是上升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的情况下,直接投资的顺差增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减缓了基础国际收入顺差的下降趋势,增强了中国整体上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

按照商务部门的统计,2018年前10个月,我们非金融部门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按美元计价同比增加了6.5%,而全球实际上同比下降了2位数,按照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2018年上半年全球FDI流入是下降41%,美国下降了73%,中国是增长了6%,所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名列世界前茅。所以尽管有个别的案例有外商撤资,但是总体上来看外资流入还是保持比较良好的势头。

国内企业对外的投资,2018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下降29%的情况下,2018年前10个月增长了4%,6月份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升级,同比出现了负增长。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外投资仍然保持这种理性,这种有序的对外投资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负面冲击。按照刚才提出来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推理,应该是心理渠道的冲击为主,我们来找数据,可以看到从2018年6月19日-8月3日期间,为什么是6月19日?6月15日,美国公布了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清单,6月19日是中国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8月3日晚上,人民银行恢复对远期购汇增收外汇风险准备金,就是央行又开始对市场进行调控,当天晚上,国务院的税收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第二批加征关税清单的一个反制清单,规模为600亿的反制清单。所以6月19日-8月3日的期间,发生了贸易冲突,但是央行还没有进行直接干预。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美元略有升值,但这个时期人民币兑美元跌了6%,从具体的数据来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下降跌了4毛钱,然后其中收盘价相对于中间价偏弱,贡献了2.5毛,也就是说人民币这个期间的下跌有60%是收盘价偏弱贡献的,这个收盘价偏弱,实际上就是央行经常讲到的市场顺周期行为。

所以这个时期内,主要是心理渠道的影响导致了汇率的波动。8月6日以后,也就是央行陆陆续续才恢复了一些资本流动管理的措施,主要是宏观审慎的措施,从8月6日到12月13日,美元指数涨了2%,人民币兑美元下跌了0.7%,其中收盘价跌了447个基点,是4.5分,收盘价相对中间价偏弱,贡献了2753个基点,也就是贡献了2.7毛。就是说如果没有央行的调控,人民币跌得会比现在更多,我们不考虑美元升值本身就带来人民币贬值这个因素,仅仅收盘价相对于中间价偏弱,就有可能让人民币破“7”,为什么?七月底的时候,人民币汇率是6.82元,加上2.7毛,现在是多少?就是不考虑这个因素,它应该已经破“7”了,但是由于央行采取了一些逆周期的操作,所以现在人民币在6.9元附近。所以说有时候你不要看政府怎么说的,要看它怎么做的,政府一方面讲人民币不贬值,中国不用人民币竞争性贬值来应对贸易摩擦;另一方面,继续市场化改革。不贬值就是不破“7”,市场化改革那就是要破“7”,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一种情况。

为什么这个双边汇率很重要?这也跟我们的市场结构有关系,因为现在市场上,跨境结算不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而用外币计价结算,美元占比将近90%。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边汇率变化对市场预期,对市场财务管理行为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前面我们讲到了贸易摩擦对整个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主要是心理层面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贸易摩擦的逐步演进,两轮关税措施落地以后,对中国经济压力也在逐步的显现。我们可以看到出口订单指数显示中国的出口未来前景不太乐观,关税措施出来以后,被征税的一些商品,对美国的出口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振荡。当然贸易摩擦对美国的影响也开始显现,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的调整,除了美联储加息的因素,也有贸易政策的变化,再加上美国最近的一些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不及预期的现象,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

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可能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中美经济分化的程度,前面我们讲了今年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一定程度上是跟中国经济向下,美国经济向上带来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但现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2015年和2016年,中国的出口是负增长,但是我们整个就业没有大问题,2018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的就业目标。

更关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和外部冲击关系不大,更多是我们自己的调控政策导致的,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经济的稳中有变,我们有一些政策已经做了一些预调、微调,至少像去杠杆的政策、严监管的政策陆续出台。刚才李扬老师也说了,我们资管新政经过最近一段时间具体措施落地以后,应该和以前相比有大的改善和调整,这对于经济平稳对冲外部冲击的影响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中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可能主要问题不在于货币供应,而在于金融供给不足。还有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打通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如果这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民营经济才会有根本的希望。但现在主要是靠一些政策,恐怕对民营经济来讲提振信心还是有一定的抑制。


全球经济放缓

按照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都是下调的,中国和美国也出现了这种下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11月份,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5.4%,而10月份的时候同比还是增长10%以上,出现这么大的下滑,有人说因为抢出口的因素消退了,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理解,中国2018年11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9.8%,对非美的出口同比增长4.3%,对美国出口增长放缓有强有力因素,那对非美国家出口也有抢出口的因素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2019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可能还不简单的是贸易摩擦,有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放缓造成的外需疲软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由于经济放缓,加上美国财政刺激的效应减弱,加上新兴市场动荡,2019年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像2018年一样的继续,这也是目前意见分歧非常大的地方。至少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公开演讲来看,他的立场和2018年10月初相比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大家对于下一步美联储加息到底是一两次还是还有三四次,分歧很大,我们还有待观察,如果一旦出现了美联储加息放缓,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是有助于减轻的。

贸易摩擦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影响有三种前景:

1、如果结果像大家预期一样坏,市场有可能利空出尽,止跌企稳;

2、如果结果比预期的要好,就有可能大家会修复过度悲观的预期,市场出现反弹。这就像2018年11月1日,12月1日,两轮中美元首会晤,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市场上都出现了人民币汇率一波短暂、快速的反弹,反映了这个情况;

3、当然坏的情况就是比预期的还要差,市场有可能继续寻底。

从外汇政策来讲,从央行的操作来看,实际上央行是在防止人民币过快的贬值,这个作为基准情形。如果市场相信央行有这个意愿,有这个实力来维持汇率稳定,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个货币。好的情形就是如果我们2018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的稳增长的措施发挥作用,经济企稳,外部美元由于美联储加息放缓出现回调,中美贸易摩擦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人民币汇率稳定就有基本面的支持,甚至有可能美元回调也会带动人民币重回升值渠道,这是一种情形,当然坏的情形就是经济继续下行,这种情况下美元继续走强,贸易纷争继续恶化,人民币汇率稳定就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这时候就考验政府的定力。

谢谢大家!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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