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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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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 刘纪鹏:沿着市场经济道路不动摇 中国崛起是必然的

201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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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改革开放40年伟大的历程,资本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

刘纪鹏表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金融和现代经济的关系,振兴资本金融,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我认为,如果改革的思路对头,坚持市场化道路,很多现有矛盾问题会迎刃而解,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都会实现更好发展。”他也表示,一言蔽之,继续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不要动摇,继续按照正确的方法论,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遗留问题,让它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崛起就是必然的。

谈亲历难忘之事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学术论证

NBD:改革开放能取得今天的伟大功绩,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您曾经参与过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建设,能否谈谈您经历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刘纪鹏: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史。回顾过去,对我而言,开办北京的法人股市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的学术论证,应该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两件事情。

1989年,王岐山同志在北京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前身——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我参加了联办的工作。之前最大的争议就是股票这个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搞?

资本市场建设要想顺利开展,首先需要上层思想统一认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国家体改委主管股份制的生产体制司司长孙树义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有一天他打电话,说中央要了解股份制的理论,希望我们尽快编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字就叫马克思论股份制。

所以我们在推进股份制过程中,第一件事就是编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直到今天我还都保留着。我们论证的结果就是,我们先从向职工定向募集,因为职工当家作主是企业的主人,买自己企业的股票符合马克思理论。第二,就是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符合马克思理论。因为在当时,我们还没有私营企业,我们只有个体,凡是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不是全民企业,就是集体企业。这两类企业在中国的基本制度中被论证为公有制形式,所以可以先搞法人股。因此职工股跟法人股就首先出现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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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国家体改委牵头14个部门集中了近80位同志,制定了两个意见,一个是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规范意见,还有一个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意见。这两个意见先于《公司法》出台。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就搞了6300多家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

那时我同时还在体改委参与股份公司的制度性建设,深深知道这股份设立之后的重要目的就是能够转让,没有转让的股份制,是不完善的股份制。于是我首先写出了把定向募集的法人股在北京STAQ系统挂牌交易。因为当时深沪交易所主要是向个人发行股票,个人股票跟国家股法人股如果混在一起,意识形态上通不过,因此希望能够在北京STAQ系统里,把定向募集股份公司中的法人股进行流通。之后联办的同志向中央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在STAQ系统挂牌的首批15家企业,基本都是我做的股改方案。

之后,沪深交易所在发展,STAQ系统也在发展。这时候,就提出了监管的问题。我主笔参与写出了一篇有关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报告,这篇报告曾发表在《经济日报》上,后来又以内参报告的形式上报到中央,获得批准,这篇报告由于意义重大被称作”联办宣言”。这份报告由联办的几个同志向当时主管金融工作的朱镕基同志汇报。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证监会,我们联办的一半同志都调到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最早的开办,也是联办先拨出了5000万元,作为证监会的开办费。

总之,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资本市场基础建设,当初是经过了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中,统一思想认识,是能有资本市场今日成就的起点。

谈可持续发展“有三点值得重点注意”

NBD:经过了40年的岁月,今天我们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您认为下一步资本市场建设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刘纪鹏: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取得了很多成绩。而今后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有三点值得重点注意。

第一,对于监管组织体制本身应进一步完善,同时在监管过程中应尊重市场规律。证监会本身应在监管发现的环节多下功夫,对干扰市场正常秩序、有失市场公平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完善退市制度建设。

第二,真正以实际行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这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对中小投资者进行教育,而是从源头做起,厘清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我的建议是,监审分离,下放发审到交易所,证监会监管监督。然后做实保荐——即保荐人谁出问题要终生负责。

第三,找到平衡大股东和小股东利益之间的有效途径,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工作。应该保护出钱的人,教育圈钱的人。上市公司应当把精力放在增量财富的创造上,而不是放在大股东减持、存量财富的分配上。

目前一二级市场价差巨大,大股东入股成本极低。我的建议是,预设可流通底价,你不到那个价格不能减,而且信息公开披露,这样能有效限制大股东的疯狂减持,并督促他们将精力放在公司价值创造上,有动力真正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谈解决经济周期须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有所动作

NBD:我们知道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过去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都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时期动荡。而中国因政策制定得当,平稳度过了历次危机,并在之后取得了更大发展。您认为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抵御周期影响、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刘纪鹏:对于中国经济周期问题争论一直比较多。有些人认为是三年,有些人认为今年GDP增速能上6.5%,明年则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在我看来,要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改革不能倒退,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有所动作。

我认为,可以首先考虑放宽和鼓励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借助海外投资者,通过市场“野蛮人”的力量和上市公司规范化的力量两手抓,解决我们内部现有的历史遗留的问题,应该是关键。

第二,我认为,中国的周期调整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这应该重点强调。

美国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家才开始大规模干预。比如说通过量化宽松,美联储买财政部的国债,向财政部释放货币资金,财政部拿着钱又去拯救花旗,拯救通用。相比海外,我们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多。所以中国的周期和西方的周期不一样。今天既要去金融泡沫去杠杆,防止金融风险;同时又不能过紧,否则经济增长又保不了。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金融和现代经济的关系,振兴资本金融,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引导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我认为,如果改革的思路对头,坚持市场化道路,很多现有矛盾问题会迎刃而解,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都会实现更好发展。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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