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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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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李扬:去杠杆没有过去而是长期化 说已结束是错的

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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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如何看待中外救市举措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如何看 待股权质押的危与机,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是我们需要思忖的议题。
    12月14日,基石资本即将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宏观经济与救市之道”的论坛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学者以及企业家,一起探讨这些待解之谜,以期为大家驱散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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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1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复旦大学EMBA2018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表示,杠杆率过高仍是当前中国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去杠杆”没有过去,而是更长期化了。

“说‘去杠杆结束’是错的,如果不能有效完成去杠杆工作,未来中国金融还会爆发出显性问题。”李扬说。

李扬表示,以周期性观点来看,中国经济金融在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已经进入下行“清算”期,因此去杠杆将会成为长期任务。但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入和长期化,使得当前去杠杆问题高度复杂化。

李扬称,从单纯的去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再到稳杠杆,中国去杠杆政策已渐趋稳健、理性。这意味着去杠杆已成为长期政策。

但李扬同时表示,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去杠杆要把握好时机、节奏和步调。清产能和去杠杆为的是杜绝危机发生。倘若操之过急,不注意时机、节奏,不关注各类政策的协调,很可能自我制造出“明斯基时刻”,甚至“雷曼时刻”。

李扬认为,去杠杆的重点,一是国有企业方面,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特别要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二是地方政府方面,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关系。

李扬称,”去杠杆,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趋紧将是主要趋向。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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