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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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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彭文生:应对金融的顺周期性需要超常规政策思维

20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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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基石大家课堂第十八期即将在大理举行,本次大家课堂的主题为“大变局、新机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先生和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先生两位重磅嘉宾,期待在两位老师的讲授和启发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也能够更好地洞见中国新产业的投资机会。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彭文生  作者:彭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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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0181020日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沙龙暨2018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发言的记录稿)

 

    金融的问题是顺周期性。顺周期性来自两点,信心波动和杠杆。没有杠杆,仅仅是信心下降,影响没有那么大。2015年股市下跌受场外配资的影响,这次股市下跌的一个技术因素就是股权质押融资逼近平仓线的影响。

 

信用的顺周期性

 

从更广的金融角度来讲,杠杆来自什么?信贷是怎么扩张的?杠杆来自房地产作为信贷的抵押品。所以,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宏观杠杆率的上升都是和地产泡沫联系在一起的。我在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讲金融周期,其实就是信贷(杠杆)和地产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带来的顺周期性: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也很难改变方向。信心和杠杆在同一个方向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从金融周期来看,中美目前处在分化发展的阶段。金融危机后美国经过了几年的痛苦调整,去杠杆和房价下跌,在2013-14年见底后进入新一轮的金融周期上升期,美国目前在加杠杆和信用扩张阶段。中国金融周期拐点已经发生,在下行调整阶段,也就是去杠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最近讲加强金融监管带来融资紧缩,其实更重要的金融的顺周期性的影响,加强监管是一个触发因素,而方向一旦确立,市场本身自发信用紧缩的动能,不容易改变。


外生(基础)货币增长是应对信用紧缩的关键


           

去杠杆带来信用货币紧缩,导致金融风险的暴露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广义货币的扩张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银行信贷;另一个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取决于央行的操作方式,后者既可以通过促进前者的扩张也可以独立带来广义货币的增长。现实中这两个方式往往有此消彼长的关系。首先看一下美国。危机之后美国商业银行缩表,商业银行总资产对GDP的比例下降,作为对冲,美联储扩表,而且美联储是通过在公开市场购买长期国债和按揭支持债券投放基础货币,带来的是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同时增加,也就是外生货币扩张对冲内生货币紧缩。近年来美国商业银行扩表,信用扩张,但是中央银行在缩表,美联储在紧缩货币政策,外生货币(基础货币)紧缩在对冲内生货币(信用)扩张。

 

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是过去十几年来于2017年第一次出现缩表,总资产/GDP比例下降,这是我们讲的紧信用。但是我们的中央银行还在继续缩表,央行总资产/GDP还在下降,最近外汇占款下降就是中央银行缩表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私人部门、包括影子银行的银行信用紧缩的大环境下,基础货币的量也在紧缩。当然,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下,基础货币的价格(利率)下降了,但在基础货币量没有扩张的情况下,利率下降虽然有助于降低存量债务的利息成本,其促进广义货币增量还是得通过信贷扩张。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央银行缩表和整体金融的紧缩的影响可能还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要前瞻性的看,随着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的深化,比如房价明显下跌,商业银行和央行同时缩表未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财政。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算进去,这两年的财政赤字不算小,按照IMF的口径在6%GDP左右,但其中超过2个百分点来自土地出让金(所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联系在一起,和银行包括影子银行的信用连在一起,其天然的顺周期性和一般财政的逆周期操作相反。随着金融周期下半场深化,需要加大政府发债支持的正规财政扩张,来对冲土地财政的顺周期紧缩。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增加,但这可能是不够的。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经常项目顺差下降,国际收支约束开始显现。2008年受到外部重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扩大内部需求?因为那时候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在10%左右。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对GDP比例已经降到1%以内。现在以刺激内部需求对冲外部需求下降,可能马上带来经常项目逆差。我们可能看到国际收支双逆差,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除非接受汇率贬值或外汇储备下降,这是对扩大内需政策的一个制约。


宏观政策需要超常规思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微观层面要面对金融的顺周期性带来的信用紧缩包括债务违约和重组。由此在宏观层面理想的金融环境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我们现在虽然利率是下降了,但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在缩表,财政也是紧的。

 

需要强调一点,对于紧信用,除了内部金融周期调整的因素,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全球信用紧缩。美联储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一旦紧缩货币,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主要是紧缩信用。同时,贸易摩擦加大了国际收支的约束,也起到一个紧信用的作用,尤其人民币汇率贬值,让欠了美元债务的企业信用紧缩。从大的方向看,我们说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银行体系(包括影子银行)的信用在紧缩。

 

在这样的内外大环境之下,宏观政策需要超常规的思维。超常规的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政策,我们到底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所谓功能财政就是财政不应该只追求自身的平衡,财政应该服务宏观经济平衡的大目标。我们需要大幅增加财政赤字,而且是政府债券发行支持的赤字,不应该受所谓3%GDP的限制。同时,赤字增加应该主要落实在减税而不是增加政府支出。以政府支出促进内部需求来对冲外部需求下降,可能很快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国际收支的约束就会显现。减税则降低供给端的成本,有利于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可以说,减税的力度越大,稳定总需求所带来的汇率贬值压力就越小。

 

第二,在信用紧缩的情况下,央行怎么投放基础货币,怎么扩表来对冲商业银行信用紧缩?基于以上讨论,在“紧信用”的环境下,“松货币”首先应该通过支持“宽财政”来发力。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美联储当初做了什么?实施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国债,购买按揭支持债券,也就是通过央行扩表支持财政扩张和直接融资市场,绕过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信用。日本央行在购买长期国债之外,更是购买日经225指数,既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也支持了资产价格。这些在中国未来会不会发生?我觉得我们不要受传统观念的约束,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超越常规来思考新形势下宏观政策框架和操作工具。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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