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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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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大咖|刘自鸿: 瞄准世界巨头,这位80后在0.01毫米上“掰”出了百亿企业

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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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正和岛 ,作者黄钱钱 杨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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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5日,基石资本2018年年会将在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大酒店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连接”,我们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及博导彭剑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包政、华夏基石管理咨询团队合伙人施炜、斯坦福大学教授Ronald P.Fedkiw、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庆节等各界名人大咖集聚一堂,思想激荡,敬请期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ID:zhenghedao),作者:黄钱钱 杨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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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学霸硬科技创业


因为物理空间的限制,生活中很多固定的载体缺乏与人交流的界面,一旦实现了柔性,人和机器的交互就会颠覆性的改变。刘自鸿希望能够为人类打开一扇窗,“掰弯”这个世界。


2017年3月15日,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全球青年领袖”名单,刘自鸿名列其中,全中国仅有9人获此殊荣。


在此之前,刘自鸿已成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入选福布斯“中美十大年度创新人物”等榜单。


17岁入读清华、26岁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这个出生江西抚州的“80后”青年人生一路开挂。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期间,刘自鸿按照自己的兴趣创造性地提出了柔性显示屏的研究。但现实并非这么简单,刘自鸿选择的这个领域非常冷门,别说工业界,连学术界做这种技术研究的人都极少。


那时的柔性显示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很多基础层面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比如技术材料、物理、工业、化学等问题。从2006年到2009年,刘自鸿和伙伴主要在解决基础性技术问题,基本上天天泡在实验室,有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有好几次几乎都要收尾,最后又推倒重来。


既然身处在“无人区”,那坚持和试错就是常态。斯坦福导师的话一直记在他心里,“新的产品要产生大的社会价值,应该让它尽量实现工业化和产业化。”


由于2009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刘自鸿从斯坦福毕业之后并没有直接去创业,而是到纽约的 IBM 全球总部从事研究。在 IBM ,他收获了国际化科技公司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一切准备就绪,刘自鸿才拉上几个清华兼斯坦福的校友一起创业。


当初为什么敢“押注”这个领域?刘自鸿一直强迫自己看问题,要站在五年、十年之后去思考今天的决定正确与否。在做决策时,要有大局观,不能赢了一场战役却最终输了一场战争。


刘自鸿自小就喜欢打台球,他琢磨出了一种认知,不要总是习惯只盯着眼前的球,要考虑的是赢下整场球。


“一定不能只看眼前那一个球,还要看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球在哪里。再决定打哪个球,是不是应该打正中心那个点。因为有时候眼前问题的解决,会给后面造成一堆的麻烦。相反,有时候放弃眼前最容易的球,去打另一个球的时候,会发现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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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就瞄准全球化


在清华读书期间辅修游泳课,突然有一次,老师问同学们敢尝试十米跳水吗?结果,很多人都冲上了十米跳台,但等真要往下跳,大家就后退了。


刘自鸿没学过跳水,内心也害怕,但当时理性地想了想——既然下面不是石头,又会游泳,只要入水姿势正确,风险几乎为零。于是,他纵身一跃,成了首个跳水的人。


大多数中国的创业者都是起步于国内,稳扎稳打后再逐渐进入国际市场。但柔宇科技不同,它在创立之初就具国际视野,进行了全球资源整合。


2012年,柔宇创业之初,就同步在美国硅谷、香港、深圳三地同时建立公司。这在创业公司是很罕见的,因为传统观点还是认为火力要集中,要往一个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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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柔宇反其道而为之?因为高科技企业,它所涉及到的人才、技术、供应链、资金等等必须是全球最好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事情做成,少了哪块短板都不行。


硅谷有全世界最顶级的工程师,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在金融和教育、供应链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国内地城市中,深圳一方面有着开放的移民文化,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研发人才和资源,处在珠三角成熟的电子产业链中。


为了能够把最好的技术、人才以及市场整合到一起,刘自鸿又一次“不走寻常路”,直接结果就是他成了“空中飞人”,创业前几年往返中美的飞行里程超过100万公里,每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白天忙于国内事务,晚上处理美国工作,或者反过来。


这种全球化的起步方式极具挑战性。需要面临:如何能够同时兼顾三地的分公司?如何保证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融合?如何能够最大效率地发挥各自的长处?


对此,刘自鸿说自己天生有点冒险精神,但前提是在自己能力可控的范围内。


“谁规定了一定要先立足一个点,再逐步国际化呢?”


事后证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


这种理性的冒险精神贯穿到他的很多商业决策中。创业者都喜欢冒险,刘自鸿也会,但不会盲目地做决定,多年的理工思维,让他会习惯性地先综合各种情况,进行一系列地解剖本质的工作,虽然决定的瞬间也会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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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阿甘正传》,最喜欢电影里的阿甘。这部电影,我看了无数遍,阿甘有点傻,但是极其执着。柔宇希望做成的事情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虽然有时候别人看起来你在做傻事儿,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柔宇要奔向哪里。这种执着是我们要一直坚持的。”


1. 适合的才是你的!


2012年到2014年,没多少人知道柔宇。“当时除了前台的同事没有参与到技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跟技术、产品、研发相关,我们就是每天都在面对失败,是那种再尝试再失败,无数次这样的过程,外人是看不到的,外人也不关心,这种过程只有咬牙去经历。”


2014年8月,柔宇在全球第一个发布了国际业界最薄、厚度仅0.01毫米、卷曲半径达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以及柔性传感器,引起了电子产业上下游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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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柔宇这五年不断推出的各种B2B和B2C柔性产品和技术,国内外电子和显示业界对柔性显示态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漠不关心、怀疑技术和市场成熟度,到高度重视、大力投入,如今柔性显示和柔性电子在国际上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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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宇独创柔性传感器

可以说,现在水到渠成,背后早已准备了十年。


科技创业是一个高风险、高失败率的行为。孵化出大疆创新等系列明星科技创业公司,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在2017年指出,成功的科技创业有以下共性:领头人具备综合素质、好的创意、团队建设、做与众不同的产品、核心竞争力。


创业五年多来,柔宇团队在这五个方面同步着力,挑战极大。柔性显示技术实现从0到1的创新后,如何实现从1到N的产业化?


而从1到N的产业化问题的核心在于:产品能不能走向市场,这是企业的本质。


有了量产的基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让这些产品走向市场、走向客户。


在这个过程中,柔宇从最初的B2B战略,到2015年决定B2C和B2B两套模式并行。“因为我们发现没有办法用一成不变的方式,用别人公司的模式套用在自己公司身上,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公司发展的模式,才是真正的模式。”


实际上,初创企业对商业模式不会定义的非常复杂,因为人力资源、资金等都是有限的。而柔宇的初衷就是希望把技术做好,跟很多企业级客户合作,甚至把技术给到他们。


柔宇的0.01毫米柔性显示屏的创新,可谓条理分明,前瞻性地推进。但在开展产业化工作的初期,柔宇也并非一帆风顺。


刘自鸿发现,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说服客户,很多成熟的大企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非常在乎产量,“我们之前有过非常大的合作机会,世界级的公司面对颠覆性的技术,想让他们从稳固江山里开辟全新的疆土,其实是很艰难的决定,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企业大到一定程度,既有包袱是很重的。”


这也是很多创业者无法避免的选择。作为黑科技创业的初创企业,必须要快,选择与大企业级客户合作,能迅速获得批量订单走向市场,但又不能被对方的节奏圈住。“要慎重考虑他们的时间节点是否能与创业公司匹配。因为创业公司需要的是快速进入市场、快速有现金流,但一些大企业可能会让你等两年。”


历史上有太多被拖死的惨痛教训。2014年到2015年,柔宇对接了各行各业的客户,中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选择,最后决定尝试B2B、B2C两种模式并行。“因为消费者永远在那里,只要产品能做得出来,用户体验也不错,就可以进入这个领域。”


很多人会问,柔宇到底是一家B2B还是B2C的公司?柔宇的答案非常明确:B2B+B2C。


2018年初,回顾这段经历时,刘自鸿如此复盘:“ 历史从来没有规定一家公司只能做B2B或者B2C,一些公司在B2B和B2C两个领域都做得很好,比如三星和华为。有时候人们按照看起来安全的传统方式去做,很可能这家公司最后就废了,反而风险最大。当你勇敢的踏出去那一步,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合适。”


在重大战略选择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技术特质去选择,这一切都取决于创始人能不能认清自己行业的特征,团队的能力以及市场的必须性。


在两套完全不同的打法中,刘自鸿把B2B和B2C团队内部进行分割,内部进行合作,运营B2C产品,一边通过B2C带动B2B的客户,更快融合到“柔性+”的合作当中。


对于新产业、新技术来说,二者的融合反而成了比较有效的战略。不论是2C还是2B,最核心的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目前,柔宇已经与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推进合作事宜,不断推出新的量产产品走入市场,不少大众已经开始使用上柔性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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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要做正确的,而不是容易的


未来C端和B端的营收占比,哪块将成为主要营收占比?


刘自鸿的答案是,齐头并进。“‘柔性+’技术平台会做好解决方案服务企业级客户,有潜力并且与B端客户没有竞争关系的柔性电子,我们也选择自有品牌推出去,未来两者将相辅相成。毕竟,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没人用,一切最终就是空谈。最关键的还是看清自己,首先是看清自己的实际能力,其次围绕用户核心价值的战略契合点,最后才是商务市场化。”


“这五年,柔宇进行了几次组织架构的变革,从最初几十人的游击队到相对比较正规的军队,然后分成了几个业务部,200人到1700多人。最近我们又做了调整,把原来纯粹以技术为导向的组织架构,变成了结合技术和市场导向的架构。组织变革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要试图去找标准的模板,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柔宇可谓一直泡在产业的水里,对水温的变化有深刻的感知,团队对产业的前瞻分析,值得深思。


“物理学中,有一个IV曲线,这个曲线描述的就是晶体管中电流和电压的关系,很多产业都可以用IV曲线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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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振荡期,这时会有很多的噪声和振荡,一旦到达某个点,曲线就开始一路向上,这个区间就叫亚阈值区。经过了这个区域,就会逐渐进去到饱和区,互联网发展经过了这个阶段,基本上所有产业的发展路径都是这样。

 

2018年将会是人机交互的爆发之年。很多颠覆性的产品会快速地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未来五到十年之间,消费电子、汽车行业、交通行业、办公教育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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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的中国创变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一度被外界等同于抄袭和山寨。即便现在如日中天的腾讯、阿里也都能在其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国外类似公司的影子。


但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业者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去引领时代的发展。而与共享单车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更为不同的是,以柔宇科技为代表的新兴企业则意味着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奋发。


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创新分为上下行”,即——创新有两条路线,从产品往上打,还是从原理往下打。


在周其仁看来,柔宇科技属于自上而下的创新,“这条下行路线,与硅谷、波士顿的创新类别很一致,风险大但前景极其广阔,因为人类了不起的地方,恰恰就是发现与探索。”


他认为,过去主打自下而上的创新,受出发时初始条件的限制,也被证明是正确选择,但是上下行要打通,大国创新才真正在世界舞台有立足之地。


《经济学人》曾经刊登文章说,现在中国的创新动力是一批“大胆、才华横溢、有着全球理想的创业者”。


刘自鸿毫无疑问是典型的一个。与中国第一、二代企业家不同的是,刘自鸿等“80后”、“90后”创业者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生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年代,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国际化的顶级教育,拥有着国际视角与资源,同时也不乏老一辈企业家身上的坚毅与勤奋。


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说,中国庞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城市地区稠密的人口,以及大量对科技饥渴的年轻人,为有抱负的全球创业者提供了比发达国家更好的试验田。


毫无疑问,这些创业者将“获得全球市场的很大一部分。”



刘自鸿柔宇科技创始人兼CEO。2015年福布斯中美十大年度创新人物;2015年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17岁获江西省抚州理科高考状元,全国奥林匹克竞赛物理一等奖、化学一等奖;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士、硕士;26岁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该校历史上罕见的用时不到三年取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后任职美国纽约IBM公司全球研发中心。 29岁创立跨国公司柔宇科技,因研发出全球最薄0.01毫米彩色柔性显示屏而闻名业界,公司创立四年市值已突破30亿美金,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独角兽科技创业公司之一。2015年公司被《证券时报》评选为“深圳十大创新公司”第一位;2015年10月,因其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北京受到李克强总理的亲切接见;2015年香港国际创客节“十大国际青年创客”;2015年“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2014年十大“深圳好青年”;2014年中国杯蓝色盛典十大“逆锋骑士”勋章。


更多基石2018年年会大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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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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