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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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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第十六期“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生命价值”在深举办

201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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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6日—7日,正值丁酉岁末和戊戌新年交替之际,基石资本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北京大学何怀宏、复旦大学孙向晨和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四位教授,在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讲授和探讨“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生命价值”,这也是基石大家课堂的第16讲,来宾百余人包括了基石资本的投资人、基石资本所投企业以及诸多实业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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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先生以“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生观”为题进行首讲,古希腊哲学是本次课堂主题的源头,何老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是一位温存中道,悲天悯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 他从“追求卓越,热爱智慧”“认识你自己!”“寻求真理,坚持正义”“认识人性,把握命运”“遵循中道,理解幸福”五个方面阐述城邦生活的古希腊人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精神,对于善和义务的观念的理解和追求。古希腊人的人生理想为“阿瑞忒”(希腊文“Arete”,常见翻译为英文“virtue”),有着“追求卓越”的含义,“天才的希腊人的目标,和荷马开始,荣誉或‘对荣誉的热爱’就是永远处于第一位和最耀眼的”。何老师将古希腊先哲从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梭伦一一道来,“梭伦对幸福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是中道平衡和幸福的一个成功践行者。”最后,何老师提炼总结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生观并启示我们:“努力地摆脱平庸,追求自由、优秀和卓越,可以说是古希腊人的一个普遍的特点。这从个人来说,是要充分地认识自己,认识人性,认识差别和个性;恰当平衡,慎求完美,专心致志;宽容而不忌妒,乃至能够欣赏和赞美别人和你不同的优秀;而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最后,则与命运达成和解,获得真正的、你自己感受到的幸福而不一定是世人眼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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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先生以“基督教文化的生与死”进行专题演讲,直接指向了本次课堂主题的关键要处。孙教授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近代哲学、启蒙哲学、政治哲学、犹太-基督教哲学、现象学、法国哲学、比较哲学。孙老师通过五个部分展开对“基督教文化的生与死”的讲解,包括:传统世界如何理解“人生的意义”;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内容;《旧约》与《新约》中的死亡问题;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死亡问题;在现代世界“何以自处”:活出生命的意义。


传统世界中儒家,佛教,基督教对“人生的意义”都有深刻和精辟的理解,儒家的“生生不息”生命观、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基督教的视野中有“创世说”、“救赎说”、“原罪说”、“天启说”,孙老师系统讲解了基督教教义基本内容“上帝的属性与创世”、“三位一体”、“人的原罪与罪性”、“十字架与上帝的救赎”、“圣灵的作为”、“教会的作用”、“基督教的末世论”,重点阐述“人的有死性”、“耶和华已经吞灭死亡”、“死人复活与基督之死”、“我们带着灵性的身体复活”,剖析《旧约》与《新约》中的死亡问题;并从马丁路德开启的“现代世界、尼采的“上帝死了”、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探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死亡问题。


 最后,孙老师给出了对在现代世界“何以自处”的解答——“工作、关爱、勇气:‘在苦难中,一个人可能仍然保持勇敢、自尊、无私,也可能为了自我保存在激烈的斗争中丧失了人的尊严而无异于低等动物。’ ‘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 (维克多·弗兰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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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节先生以“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生命之意义”开讲,近现代西方哲学是本次课堂主题的关键要旨。王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西方欧陆哲学,东西方比较哲学和道德哲学等,是海德格尔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翻译、理解与解释》,《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译著《形而上学导论》等,《存在与时间》等。王老师用三个主题来阐释命题:一、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二、西方“现代性”中的人的地位(“现代”与“前现代”:人与自然之价值的重新发现;“主体性”的奠立:科学、理性、民主、人权、自由、尊严、解放、革命;西方哲学中的“哥白尼转向/革命”;科学与理性:以笛卡尔为例;民主与人权:以洛克为例;自由与尊严:以康德为例;解放与革命:以马克思为例);三、后现代”境域中的“人”的生存危机与“向死而生”的希望(科学革命与“基本概念“的危机;“上帝死了”(尼采)与“人是会死的”(海德格尔);“还原”与 “回到事情本身!;“人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巴斯卡尔)与“什么叫思?”;存在的“天籁之音”与人类的“倾听”和“应答”:“自在起来”;斯芬克斯之谜与回归哲学的初心:“认识你自己”与“自知己无知”)。最后,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结束语充满着苏格拉底智慧,而王老师则借用了乔布斯的此结束语,“让我们在生活中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存一分爱渴!保一分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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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意与残忍之间——深度对话” 


讲堂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由许纪霖先生主持,上述三个讲者进行的一场深度对话,是本次课堂的压轴之戏。


许纪霖先生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是闻名遐迩的思想史学家,自己本身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气度儒雅,于谈吐中见博学,于博学中现幽默,于幽默中展魅力。


许老师认为我们“实际上这一天半的时间非常精彩,差不多三位学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了9个小时,甚至9个小时还不到,我们就完整的学习了一遍西方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史能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场整个来总结和提炼一下,因为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在于解释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哲学是很精彩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哲学能不能回应我们现在当下日常生活当中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构建性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一场,我们将从非常玄妙的哲学,从天空落到地面,也就是说让三位哲学家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回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困境性的,和人生、和生命有关的问题。”


 对话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讨论“生”,下半场讨论“死”。上半场,许纪霖首先以古希腊人幸福观,古希腊人对名誉的重视,对现代人的启示,向何怀宏抛出问题,次以 “敬畏之心”向孙向晨提出问题,敬畏上帝?天命?还是什么?再以海德格尔怎么看人生的“有”和“无”的问题,向王庆节提出了问题。三位讲者侃侃而谈,都进行了精彩回应。篇幅所限,不能逐一细述,概括来说,何老师认为不要太看重外在的评价,强调自我内心的评价;孙向晨则通过“寻找超越于个体的价值方向”来进行回应,王庆节先谈“幸福”和“德性”,认为希腊的英雄实际上都是一种德性的彰显,再借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来回应敬畏之题,进行“无”的探讨,由印度哲学,佛教哲学,与海德格尔进行了比较。


下半场讨论“死”。“我们不得不面临死亡,莎士比亚笔下有一句名言: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都存在的,我们不仅每个人最后要走向死亡,而且我们在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碰到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熟人,他们的死亡,这同样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所以在今天怎么面对死亡,怎么看待死亡,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生的一个话题。 那么死亡为什么这么可怕?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知道,你知道真正的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死了以后的那个未知的恐惧,未知是最恐惧的,哪怕最可怕的是一块石头落地了,你也没那么恐惧,真正的恐惧是你的不确定性,极大的不确定性让你感到恐惧。所以我们今天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一个现代人来说怎么来战胜这个对死亡的恐惧?”,许纪霖将这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同时向三位讲者发问。三位讲者或从人生经验和阅历,或从哲学理性思考,或从现实人物案例,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含义进行解释,何怀宏的“坦然”回应,王庆节“我们每一个举动,我们每一个行为都在生与死之间,都是从死到生的过程”;最后许纪霖和孙向晨对安乐死的话题进行了讨论问答。


在大梅沙湾,海天辽阔,思想的空间同样宽广。学术的讲台,思想的交流,文史哲大师们的传道解惑和对话穿越时空,惠及世道人心。我们期待着老师们再聚首,我们能继续聆听受益,得以灵魂洗礼,思想升华。——思想的天空,群星闪耀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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