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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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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第十三期在苏州成功举办 余永定、巴曙松开讲宏观经济及汇率

201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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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基石大家课堂第十三期《2017年宏观经济及汇率》在苏州凯宾斯基酒店成功举办。主讲人为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是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另一位是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致辞中表示,汇率对投资总会有影响,央行有其出牌方式。未来十年的投资主题,既包括所谓的中概股回归,也包括从国外买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产业,这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常说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因为最终能让你下单投资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企业。具体的企业你要通过分析它的产业竞争结构、组织体系、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来发掘它的内在价值。为什么还要举办这样的宏观经济讲座?这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企业家在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过于担忧。所以我们请两位不人云亦云的高手,深入细致的给大家进行一次剖析。”


以下内容根据余永定老师的演讲《中国的汇率政策和2017年的选择》整理:

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始终是资本市场关注的两大话题。余永定先生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智囊,他的观点对于大家非常有参考价值。

宏观经济继续下行孕育转折

    余永定认为,首先宏观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或者金融危机等灾难性事件,因为财政政策还有余地。但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没有解决,尽管一些经济指数恶化的速度下降了,不过还是沿着原来方向,只是加速度放缓,因此余永定判断,我们还没有到达企望的向上转折点。

    2017 年中国的贸易形势不会太好,增长动力来源是今年宏观经济的很大问题。余永分析,如果人民币能够有比较大幅度的贬值,肯定对出口有利,但因为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比较明显,所以具体作用需要进一步讨论。而且,受制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恐怕不会有特别大的贬值,另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也不利于中国贸易。好的方面则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提高,有利于我们贸易的发展。

    房地产增长速度曾出人意料,但余永定提示2017年需要谨慎观察。房地产投资过去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当重要的推动力,2015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判断房地产投资可能是负增长,所以对2016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比较悲观,但是没料到2016年房地产的增长速度依然是6%左右。不过,现在政府全面加强了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所以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需要谨慎观察,恐怕不会有太好的增长表现。

    余永定认为,如果出口没有良好表现,房地产增长速度比2016年放缓,而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已经很高向上空间有限,综合起来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要比2016年放缓,继续下行并且孕育着转折的可能性。

汇率不浮动扭曲资源配置

    汇率浮动一直是余永定倡导的主要政策观点。余永定直言,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对外经济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没有让汇率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我们着重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念,那么无论是跨界、跨国境还是跨期限方面,都应该让汇率机制发挥重大作用。虽然不知道能否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不敢让汇率浮动,让我们资源配置非常不合理,造成了大量的价格扭曲。

    对于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余永定判断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汇率还是缓慢贬值,市场预计到7.3左右。余永定强调,我们外汇储备非常充足,只要央行想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汇率,一定可以干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所以必须听从市场的决定。本来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就宣布中国政府是汇率的控制者,但是他没一直没有宣布,并且把话题从汇率转到贸易问题上,这种策略比较聪明,会将中国置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资本外逃是近期的热门话题。余永定举例,如果人民币随着市场机制贬值25%,那么很多人就不会决定去美国购置房产。但是,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让个人做出一些对自己合理的决策,对中国总体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央行不希望外汇储备继续流失,所以央行加强对资本的管制,尽管副作用很大,但是非常必要。如果可以让人民币贬值,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加强资本管制。目前,现实环境是汇率无法自由变动,希望可以努力掌握一个正确的管制界限。

    有一个非常值得忧虑的问题,余永定认为急剧减少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实现藏汇于民。2011年到2016年3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计额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这代表中国的资本输出金额,但是中国海外净资产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24亿美元。余永定猜测,除了技术原因等解释,相当部分资产是资本外逃。

推进各项改革应对挑战

    推进经济金融领域各项体制的改革,做好充分准备、迎接严峻挑战,是余永定演讲中反复提到的主要观点。

    余永定表示,我们有非常严重的各种金融乱象,在今年不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未来不能过于乐观,要进一步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加强监管。从微观层面来看,许多不错的企业在创新方面已经取得卓越成绩,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存在过度金融化——金融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如果这个问题在今年不能得到解决,实体经济得不到输血,那对明年、后年经济形势,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短期不特别悲观,但是长期不确定性巨大。”余永定认为,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的道路,最关键因素是能否真正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汇率改革、供给侧改革,否则中国将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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