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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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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论道九华山 于晓非授课《六祖坛经》

20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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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16年10月9日,九华山)


“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形容九华山的诗句。10月10至11日,时值秋高气爽,基石资本大家课堂第十二期《六祖坛经》在九华山成功举办。本期课堂的主题《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九华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可谓相得益彰。主讲老师是著名佛教文化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晓非,课程吸引了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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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于晓非老师授课现场)


在两天的课堂上,于晓非老师通过讲授《六祖坛经》,为我们展现了公元七、八世纪,中国禅宗史上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透过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北宗神秀、菏泽神会、青原行思等众多祖师的身影,我们或许可以从中领悟到“禅”的身影,找到我们对人生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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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于生命观的看法,主要分为“一世说”、“二世说”和“三世说”。持有“一世说”生命观的人的特点为,紧迫感特别强、道德无底线,因为他们心中无须对任何人负责。持有“二世说”生命观的人相信原罪说、他律和法治,他们或对信仰的上帝负责,或如中国古代人,对祖宗负责。持有“三世说”生命观的人,相信三世六道轮回,人的生命终结并不是尽头,而是无有穷尽,会在业力的作用下轮回往复,他们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于晓非老师说,在对当今中国成年人的调查中,超过8成人的生命观持“一世说”,“这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心态,多么可怕。”

于晓非的课程,在坚持佛教原教旨主义传承的基础上,始终积极地推动佛教的现代文明转型,树立正见、破斥邪说。听于晓非老师的课,你不需要是佛教徒,甚至不需要是佛学爱好者。于晓非老师说,佛教没有“唯一性”;多元和宽容必将是未来世界的主题。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文明,才会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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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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