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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原创】包政:从产业分工到逆袭供应链 产业逻辑是怎么倒过来的?

2016.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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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基石大家课堂第十一期《管理思想史》

编者按:基石大家课堂第十一期的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咨询师包政。包政说,“我一生只做一件事——研究管理。”包老师的理论和著述同样也是管理思想史的华章。在基石大家课堂《管理思想史》上,包老师通过他对管理思想的参悟和体证,为我们展开一幅管理思想史发展的清晰画卷:从斯密、泰勒,到梅约、法约尔、西蒙、马斯洛,再到德鲁克。让我们一起跟随包老师的演讲领略管理学发展的百年风骚,以下内容为包政演讲的《管理思想史》的序言部分。



今天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阐述清楚,管理思想史的基本命题、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课程你们可能不太会喜欢,因为它会讲得非常枯燥,我看过丹尼尔写的书《管理思想史》,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希望把他的管理思想史的主线给刻划出来。那今天的课程就从“分工到组织”开始,那么先把一个概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管理学的基本命题,就是人类社会从工业化以来,它一直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分工之后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整体。这个概念是我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来的,只是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认可。

    “分工之后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整体”是一个难题,所以把它变成一个整体,要解决两个最核心的命题,一个就是劳动的关系,也叫分工关系,还有一个是利益关系。所以这两个关系构建了一体化的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命题。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办法有效地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劳动关系,而背后实际上它是利益关系。所以从卡尔·马克思一直到我们社会主义实践,从经济学到管理学,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那结论一定是在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分工之后供应和需求的分离,导致最后的结果是分工之后供应跟需求的背离,而背离大家都知道,它会产生很大的盲目性。最后引发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或者叫危机,最后还会引发恶性竞争。从经济领域演变为社会动荡,因为社会压力很大,因此就演变为更大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


1、所以200多年以来,从亚当·斯密提出来分工理论到今天,整个产业社会就没有稳定,那这是我们需要去认真思考的。那么我们过去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的呢?


    一个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或者叫交易的协调的方式,还有一个是通过分配的方式,也叫管理协调的方式。那今后我可以肯定的说一定是通过数字化的理性来协调的,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估计可能把这个课程开发出来,告诉大家互联网时代这两种方式都会被数字化的这样一种协调方式所取代。

   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关系呢?

     那么在体力劳动层面上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也就是分工之后,企业内部我们叫做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之后如何变成一个整体呢?因彼此之间要协调起来,所以管理学就解决了体力劳动的量化问题。德鲁克为什么要写《管理》这本书?他觉得我们学会了对体力劳动一体化的维度,但没有学会对脑力劳动的这样一个协调问题。当然他用了管理这个词,我们学会了对体力劳动者的管理,但并没有学会对脑力劳动者的管理。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体力劳动者他的劳动对象是一个固定的物体,所以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固定的物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进行数量的、质量的界定。

    比方说我这手里有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杯子,劳动的整个结果对象都是这个杯子,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个杯子进行定义,在质和量上进行定义,多少个杯子这是量化的,什么品质的杯子我可以找到物理的或者化合的东西的指标来界定的很清楚。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管理就被物的关系所界定清楚了,这个话有点抽象,待会儿我讲的故事就明白了。也就是说体力劳动的价值贡献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杯子来衡量的。

   而体力劳动者跟脑力劳动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其实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对象不是物品,它的劳动成果也不是物品,而是事件,是事情,是思想。他不能外化出来,就像我今天给大家讲一堂课,大家对百年管理思想史就有一个大体的脉络了,然后我介绍大家看几本书,于是大家就会发现我的讲课就有质的规律性。

     我今天想讲一个故事来表达脑力劳动者的管理和体力劳动者的管理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年任正非心血来潮,我还在华为当顾问。他请我吃早饭,然后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开发出一个量表,你把所有人工作的质和工作的量衡量出来,这样我的管理问题的百分之八九十就解决了。我就跟他讲了根本不存在对人进行评价这样一个量表,然后他发现我不同意,于是他说了你是管理学家我已经认可了,以后你再去请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还有经济学家,大家一起来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我说你请什么专家来都没用,这在哲学上讲不清楚的,对人是无法进行评价的,尤其是知识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你可以用他外创出来的数量或者加工过程的零部件,我来进行衡量他的劳动价值没问题。

    我说老板,你给多少钱这事都做不成的,不存在这个东西。那他还是觉得我没答应,任正非说话很有意思,你很难跟他对频道的,他自说自话的,他一直在想自己的思维,然后来说出你来干这事,最后他心想了我给你开个价钱看看你教授是不是也要钱。说300万怎么样,当时1995年我们哪见过300万,都吓死了,我说老板,这跟钱没关系。他说这样我搞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搞了一辈子了,他是1944年生的,我是1955年生的,从逻辑上说他比我大11岁,他说你要把这个问题弄出来,我保证你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说老板这跟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没关系,这个时候他终于听明白了,包老师讲的他是有道理的,他就定下来听听,听听你到底是什么想法。我跟他讲了,德鲁克有个启蒙老师叫玛丽,德鲁克的很多哲学思维就是从玛丽这学来的,玛丽讲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微分关系。当时任正非没有听过这句话,我只能给他打比方,什么叫微分关系呢?

   就是说我跟我闺女之间,我就要管她,我怎么管呢,我说你今年怎么就考及格了?  闺女就会说了,我努力了。我说努力了还只考及格,她说我智商就那么高,我说你骂谁呢?然后我要动手,我说要不我抽你,她说你敢打我,她就离家出走了。这个关系是你怎么管他就怎么反馈给你,最后我们两个关系就分了,我们把这个叫做负面的激励。我要是倒过来说呢,我说闺女你居然及格了,她说老爸你真的假的,我说我很高兴,如果你再考的再好一点我就给你奖励,她说你说话算话,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以微分的方式发生的。


2、我说你不能把人对人的评价理解为对物的评价,因为人跟物之间很难发生关系,而人与人之间他会发生关系。所以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本质上就是在于我是需要把物品的品质和它的数量弄清楚,我就可以给他定价了,我就可以给他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了。脑力劳动做不到,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说这个过程在哲学上是有定论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他的评价是无法界定清楚的。尤其是对他劳动的价值是无法评价的。


    但体力劳动完全可以用物化的方式,然后完成企业内部的劳动合作,也可以通过物化的方式去完成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协作,企业跟消费者的合作,对吧?可是当知识劳动它表明的是他人的行为关系,表达的是事情,是一种服务,一个整体。


它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采用的这种方式,把人与人的关系,外化为物的关系,把行为主体的关系全部用量化的物来表达,所以工业社会它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到今天的,而今天知识劳动成为主体,这给管理学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我们还继续用这种方式去管理,我们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人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被异化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们一些大学一样,我这样的教授在人民大学基本上享受的是体力劳动的待遇。讲了多少课时,然后写了多少字的文章,最后评教授都靠数量。

   靠文章数量可以评上职称,但这些劳动对人类的贡献,对思想进步又有多大作用呢?质的规定性呢?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都没有做到。那么话题还转到当时我对华为老板有一个结论性的意见,我说我们根本没有在对人进行考核和评价,没有对他的这个人的品质、价值进行评价,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只是对人,即他的工作的结果是否符合他的目标,一些预定的目标,然后进行评价。我们评价他的差距,这个目标是什么,你的行为和结果是不是符合这个结果和要求——就是对工作中的人和人的工作是否符合结果要求进行评价。任正非若有所思的想是这样。我说那就是一个企业一个样,它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到最后我说作为老板来讲你要知道,你的整个组织的方向在哪里,要满足这种方向以及未来追求的一种状态,你想奖励哪些行为,你想引导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你考虑的要做的事情。

    所以最后在华为概括有两句话,他的自传中有:要什么我考什么,缺什么考什么。这就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基础概念当中来,就是协调的方式我们到今天为止只有两种,一种是交易的协调,一种是分配的协调,也就是管理的协调,市场的协调。那么所有这些协调到了今天,我们都遇到了麻烦,因为今天在组织中大量存在的是知识劳动者,他们的创意、设计,他们对一些事物包括对消费者的理解,比如对消费者的痛点、刚需、诉求等的理解,这些都无法进行量化考核。



3、我们的人群,两种分工怎么能够同步呢?到今天为止,企业内部的分工协调起来很难,企业外部分工协调起来也很难。所以经济学已经陷入困境了,那么我现在我的使命就是要去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如何来解决分工之后的一体化,企业分工之后的一体化,也就是组织问题。所以我的理论也叫组织理论,那么我参与到互联网时代之后,我认为我找到了方向,那当然它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理念。


    有可能我们的产业逻辑会倒过来,不再从分工开始,而是从一体化的关系体系构建开始,从组织开始,通过组织然后再来分工,而不是通过分工发明一种学问,去解决一体化的组织问题。那这个理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书,现在有人已经在发到桌上了,这本书就是《营销的本质》,那我就预测未来社会一定是先构建消费者的一体化的关系体系,谁能够组织消费者的社区,谁就成为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有了产业组织就有了产业组织内部的企业分工,有了企业分工才有了企业组织,也叫劳动组织,然后才是劳动分工。所以我今天到明天要围绕着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给大家展开管理学的研究。百年企业隐藏的最为深刻的秘密,就是成为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那这里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大家回去一定要看一看,这本书叫《三井帝国在行动》。为什么三井帝国历经百年而不衰呢?

    就是因为三井财团是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它先把有关的这些群体变成一体化的关系,然后大家来谈分工,分工完了以后再来谈企业的组织和企业内部的劳动。所以它真正的实践是从组织开始的,而不是从分工开始的。所以我们的整个课程也是分两个部分,早年我们管理学是跟着分工理论,即亚当·斯密的理论走的,到了1938年以后有更多的学者就开始研究组织,所以我们的管理学是跟着组织走的,所以就叫组织与管理,巴纳德写了一本书叫《组织与管理》。我们大家一定要去看,未来的产业社会的逻辑可能会倒过来,从组织开始然后形成分工,从一个大的社会性的分工,到一个小的组织内部的也就是机构、经营单元、业务单元内部的分工,它正好是走过来反的路线,而这个反的路线正好跟传统的自然发生的社会是一致的,自然社会也是从一体化的关系,比如祖辈在一起的邻里关系、部落关系开始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然后协调规范,在这种前提下就开始了分工,最原始的分工我们叫自然分工。

    所以自然分工是在自然组织状态下进行的,而今天我们的产业社会是因为没有在自然的一体化的组织关系中开始分工,因此它生产的盲目性。

    现在互联网时代可以改变这一切,怎么改变呢?因为互联网能够有效地把你的商务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消费领域,延伸到需求链,


我们现在都站在供应链上思考问题的,如何去推一个产品,今后你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然后去把消费者组织起来,只要把消费者组织起来,你就有了一个市场强大的力量,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产业价值链的组织者,倒过来去要约相关企业成为产业组织中的一员,所以这样就成了组织到分工,一体化关系到分工的过程。

过去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可以把数以亿计的消费者联系起来,那现在我们做得到,比方说小米它就用互联网的方式连接了将近1个亿的粉丝。

    最近我看到了中国移动叫中移在线,他们也开始用各种方式去连接在他们数据库里的8亿消费者。那腾讯也连接了这么多消费者,马云也连接了数量庞大的消费者。这样你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产业链的组织者,所以马云就说了今后你们要么去组织别人,要么被组织。因为他已经把消费者圈到他的阿里巴巴还有淘宝、天猫上去了,他就有这个力量,因此他会发出这样一个警示告诉大家,要么被整合要么整合别人。所以互联网时代就把这个概念叫做跨界,逆袭供应链。

   这个时代是这样一个过程,过去产业分工是从劳动分工到企业分工,最后导出资本,未来向自然分工和组织状态回归。从组织开始然后到分工,那么这一概念因为它最重要,因此我要先把它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讲,前面只是我来介绍一些概念。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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