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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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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思妙想 思维体操 ——基石“大家”课堂第三期侧记

20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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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大家”课堂第三期来到合肥,与当地知名企业祥源集团合办。


如我们所料,营销是施炜教授研究最深入的领域,他对一些传统行业的营销模式所作的总结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ZARA是服装行业的后起之秀,它“高度相似”地紧贴Armani等著名品牌的营销策略,自有其高明之处,但是你也不能忽略了它的“以快制慢”,新款式只陈列3~5天即下架,这对设计(或模仿)、物流配送等能力的要求,国内绝大部分同行难以望其项背。另一方面,Armani对于ZARA略显流氓的“高度相似”,除了徒奈何地诉诸公堂,还有什么有力的措施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专用面料”等措施打造不可复制性。


谁说传统行业就没有机会呢?在这一波经济衰退中,我们只看到那些耐克、阿迪的模仿者们纷纷关店、去库存,谁曾见那67万家规模以上纺织面料企业中,有哪家玩出新花样、脱颖而出的?这些企业家若能亲来聆听施教授的课程,或许会有茅塞顿开的感悟。


“以快制慢”是大多数企业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可也有相反的,苹果就是“以慢制快”,在数码产品中它推出新款的周期几乎是最长的,可是每一款新品都通吃天下、令对手胆寒。不过,三星“以快制慢”也为自己赢得了一片天下。施教授对苹果与三星的比较真可谓入木三分、令人叫绝。


手机可以分为男式、女式吗?儿童电脑有市场吗?这类问题看起来有些怪异,可是没准会是一个极妙的研发方向。好的营销源于对人性的洞察,不是已经有人总结出来男女生在选购手机时的诉求大相径庭吗?施教授的这些奇思妙想,也是给大家上了一堂思维体操课。


感谢祥源集团的会务安排,有这样实力雄厚、细致入微的东道主坐镇,我们轻松了很多,并且显然,这次的酒店、会场、餐饮,都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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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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