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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三家企业港股上市,基石资本仍觉遗憾

2021.12.30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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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基石资本三喜临门:所投企业商汤科技、Sirnaomics(圣诺医药)与泉峰控股同日在港股IPO。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但基石资本却仍觉得有些遗憾。

原因也很简单,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在A股市场上市。

今天的AH股溢价指数是147.06,也就是说,平均来看,一支股票,如果在港股的价格是100,那在A股的价格就是147.06,A股高了近一半。因此,一个企业,如果在A股上市的回报率是3倍,那在港股可能就只有2倍了。


恒生AH股溢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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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A股相对港股的溢价大约是30%。
数据来源:wind

除了溢价,流动性也是问题。在今年,A股日成交额过万亿已成常态,全年成交额超过250万亿,与此同时,港股却有38个交易日成交额还不足1000亿港币。

所以张维也特地在基石资本的二十二条投资“军规”中写了这么一条:能否在A股独立IPO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在香港或美国上市,换股和被收购退出,都会影响我们的投资回报。不同的退出方式和估值体系对于投资回报是至关重要的,应从一开始就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

但最重要的话题并不是投资回报。我们真正想讨论的是:这种估值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企业宁可承受这种估值差异,也要选择港股而不是A股上市?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投资者结构、换手率、成交量等等,但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因素:A股的开放性,或者说包容度还不够。

这个开放性有两方面,一是对企业的包容度还不够,导致一些企业不能在A股上市。张维曾多次赞叹科创板是“不对称竞争战略”在金融市场的伟大实践,因为在注册制之前,中国有大量成长期较长的科技企业是上不了市的。但现阶段来看,A股的上市门槛依然较高,“负面清单”也还是限制了很多企业。以创新药企业为例,对于尚未盈利的企业,港股只要求至少有一个核心产品已通过概念阶段,而科创板则要求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

二是对投资者的开放性还不够,导致一些企业不愿在A股上市。受限于外汇管制等因素,海外投资者投资A股还是很不容易的,目前A股、港股和美股的海外投资者比例大约分别是3%、46%和16%,A股还不到港股和美股的零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如果股东是美元基金,或者希望吸引外国投资者,可能就更愿意选择海外上市。

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有赖于其包容的、法治的基础性制度,使其得以吸引到全球最好的企业和最大的资金。用这一套“吸星大法”或者说“乾坤大挪移”,美国把全球的人才、资金、技术都吸引过来发展自身,而且在良性循环之下,这套功法的功力愈发深厚,吸引力愈发强大。资本市场的繁荣,推动了企业的发展,最终又助力了实体经济。美国新经济的繁荣,纳斯达克居功至伟。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除了留下了亚马逊等伟大的企业,还帮助美国资本市场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转变:一个企业,并不需要盈利才可以上市。一个新的估值模式诞生了,它基于企业长期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利润的最大化。基于这种认知,美股才得以继续孵化像特斯拉这样的16年不盈利的企业。

儒家文化自带家长心态,苦口婆心,亦步亦趋,唯恐孩子摔跤。但孩子总是需要学着走路的,而学走路就肯定要摔跤。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必将逐步发展至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因此不能全然放手,但随着市场逐步发展,我们还是应该渐次地把优胜劣汰交给市场,把价值判断交给投资者。

另一方面,中外历史都表明,最强大的国家与朝代,都是最包容、最开放的国家与朝代,唐代万国来朝,而清代闭关锁国。大国之所以是大国,不仅是因为底气,更是因为胸怀。

短期来看,我们可以先立个小目标,让优质的中国企业都能在中国上市;长期来看,我们还要打造国际板,让全球的优质企业也来中国上市。

互联网时代,我们没能留住那些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企业,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美团等,最开始都选择了在美股或港股上市,中国投资者也因此错过了这场宏大的成长盛宴。

而如今硬科技时代已经来临,我们难道还要错过人工智能领域的腾讯、新能源领域的阿里吗?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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