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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资本合伙人韩再武:未来十年创投机构有三大机会

2020.11.28 基石资本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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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香蜜湖金融风险管理2020年会在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基石资本合伙人韩再武先生出席“资产管理行业风险及防控”分论坛,并发表题为《展望新十年——创投机构的困境与机遇》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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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香蜜湖金融风险管理2020年会在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基石资本合伙人韩再武先生出席“资产管理行业风险及防控”分论坛,并发表题为《展望新十年——创投机构的困境与机遇》的主题演讲。

韩再武在演讲中指出,近三十年间,亚太地区私募的体量、种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而私募股权资产是一种相对年轻的资产类别,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非理性之后,尤其是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其收益率呈现了理性回归的特点;与此同时,在二八定律的支配下,私募基金行业快速演化,私募市场大浪淘沙,基业长青者愈加珍贵。因此,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面临四大“成长的烦恼”:

首先是本轮技术革命和经济周期已进入尾部,而风险投资行业本质上是为创新提供创新资本并分享创新扩散溢价,因此目前的尾部周期对私募股权投资带来诸多挑战;

其次是中国LP结构并不科学、资金期限较短,从而导致GP们往往失去投资早期项目的耐心,导致投资功利化、短视化;

其三是与国际领先同行相比,中国GP专业化与机构化之路依然长远,私募管理人的频繁变换策略、同质化严重、投资策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足;

最后是创投营商环境亟需打通“痛点、堵点”,一些行政管理、金融监管、营商环境方面的障碍,如直接融资渠道受阻、监管方式“一刀切”错杀优秀机构、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无界限等诸多痛点亟待解决。

韩再武同时指出了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和机遇。

首先是全面拥抱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红利。注册制的实施,将会给私募股权市场带来新的挑战,即一二级市场间套利的空间锐减,私募投资关注点回归到成长性、企业价值上,而非寄希望于跨市场套利;

第二个机遇是本土创投机构将向机构化、专业化、平台化投资机构转型。平台型、集团化大型投资机构和小而美、行业专家型投资机构将引导市场走向;同时第三方服务机构如资产配置顾问(Placement Agent,PA)等会大量崛起,为GP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从而大幅度提高投资机构人均绩效。

第三个机遇是培育“硬科技+行业”的新一轮增长引擎。科技是引领增长的最强引擎。在未来十年中,创投和私募机构从过去的创新资本提供者,向硬科技的培育者转变,“硬科技+行业”将是领先的投资思路,更新锐的投资机构如Social Capital将尝试转型为科技控股企业而非单纯的投资机构,包括SPAC在内的“IPO 2.0”工具正在重新火热。韩再武同时提到,基石资本坚持重仓中国硬科技。2017年以来,完成一级市场投资近百亿元,包括多个AI、智能制造、生物医疗等前沿科技领域的知名案例,2020年五个申报科创板的项目全部上市,累计投资金额近10亿元。

最后,韩再武呼吁,深圳创投行业的同仁应共同做好自身风险控制,“严守底线思维、筑牢风险防线”,全力协助深圳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为构建绿色、健康的深圳私募生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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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蜜湖金融风险管理2020年会是纪念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的特色活动,本次年会以“严守底线思维、筑牢风险防线”为主题,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单位共同指导,南方科技大学、平安集团、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协力主办。

(编辑:韦依祎,责任编辑:魏锦秋,审阅:杜志鑫)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论坛,有人问,为什么你们民营企业要研讨国企改革?因为“位卑未敢忘忧国”。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源头活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措施有二:一是整个经济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二是保护产权,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使管理层持有足够的股权比例,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圳曾经重点发展两家高科技企业——国企深赛格、深特发,而这两家没能按照规划发展起来;与之对应,民营的华为、深度混改的中兴通讯却成长为全球四大5G设备提供商中的两家。硬科技企业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快不了。如若任正非在国企,或者侯为贵等管理层没有较大比例的股权做保障,他们早在十几年前、满60岁时就得退休了。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做到了德鲁克在1985年的预言:美国不会出现周期性衰落,因为美国具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德鲁克认为,不是GE、通用汽车、波音这些大企业解决了美国的税收、就业和创新问题,而是无数小企业的创业。德鲁克说这个话时,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Uber要么很小,要么还没有成立,然而之后正是上述企业引领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也创造了全人类的福祉。

全球资本市场以暴跌和巨幅震荡来响应这次新冠病毒,跌势之大前所未有,恐慌情绪蔓延。预测市场变化是不可能的,但那些我们本来坚定看好的企业,如果在暴跌下出现更便宜的估值,那显然是个机会,因为优秀企业受疫情的影响不会是长期深刻的。不确定的事是无法预测的,而确定的事是我们要做的。做企业更是如此,不是预测不确定性,而是做确定的事情来对抗不确定性。以华为为例,华为以规则、制度的确定性应对结果的不确定性,以技术投入的确定性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遵从国际法律的确定性应付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2019年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华为依然实现了8588亿元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1%。

1983年,伊隆·马斯克12岁,读了《特斯拉传》,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立誓人生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特斯拉。两年后,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12岁,他也读了《特斯拉传》,他也流下了眼泪。佩奇以为,财富应该捐献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因为马斯克在研究如何火星移民。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过去100年发生了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改变了全人类的一切面目。霍金认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科学技术——直接源于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技术。没有别的科学家能比爱因斯坦更代表这种科学的先进性。人类过去10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爱因斯坦,是因为特斯拉。

我们预测不了宏观经济,也预测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全世界优秀国家的参考答案已经在那里——经济上以市场与资本为基础,政治上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

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加大硬科技领域的投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除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条更有力的线索,就是科学技术。正如余英时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怀有更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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